金融反腐正在向纵深挺进———11月2日，两则重磅新闻在金融圈扩散，一则是私募大佬徐翔涉嫌内幕交易被带走调查，另一则是农行行长张云已被撤销党内职务、降为正处级干部。

　　如果说此前证监会主席助理张育军、中信证券总经理程博明等多人被查，缘于慷国家救市之慨从中渔利，其事态紧迫牵涉救市成效，不得不予以严查，那么，此次私募大佬徐翔被查，则是执法部门剑指证券市场内幕交易之沉疴旧疾，而农行行长的连降三级，则表明本轮金融反腐已从证券市场扩散至银行业，全覆盖式的金融反腐大网已经拉开。

　　我们当然应该为当下的金融反腐叫好，乱象频出须出重拳整治。但是，相对金融反腐的阶段应急性，我国金融市场的制度构建，才是之于中长期可续发展更为重要的保障。

　　客观而论，在我国金融市场渐进市场化的20多年间，伴随着金融开放和金融创新所带来的监管新命题，我国金融监管形式上也是与时俱进的，涉及金融领域的相关法律法规以及组织建制，也已经相对接近于成熟资本市场。

　　但是，究其核心而言，我国金融市场之所以乱象频出，不在于形式上的法律法规是否完善，而在于对投资者保护的欠缺以及执法力度的偏弱。

　　我国金融市场制度构建的不到位，除了上述两点以外，之于当前金融创新所导致的监管真空而言，我国金融市场的监管架构，以及交易系统的技术支撑，均需进行调整和升级。

　　以我国金融市场的监管架构为例，我国自1993年以来，就一直沿用金融分业监管模式（一行三会），这之于早期我国金融市场失序的格局而言，是合理和必要的，但是，最近几年，在我国参与金融市场的主体已明显偏向混业经营之下，我国的金融分业监管模式，事实上应该与时俱进，逐渐转向混业金融监管模式。

　　再以我国金融交易系统的技术支撑为例，此次海外高频交易者非法潜入A股市场牟取暴利案件的曝光，已经充分说明了我国金融市场交易系统亟需升级——刚刚被公安部侦破的伊世顿贸易公司期市操纵案，就是一个极为典型的例子，其所采用的高频交易软件平均下单速度是每0.03秒一笔，而我国交易所的交易系统需要1秒钟才能产生2个数据包，两者之间IT运转速度如此天壤之别，天然地给不法机构留下了基于IT技术套利的空间，有效的跟踪监管根本无从谈起。

　　之于当下而言，我们在期待全方位金融反腐尽快取得成效的同时，更希望我国金融市场的投资者保护和执法力度得到进一步的强化，只有制度构建进一步完善，我国金融市场的监管才有望形成常态化，与此同时，针对新一轮金融创新所带来的监管真空，我们亦应与时俱进，尽快调整监管架构，并升级交易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