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后青年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张远所著《戒日王研究》，是近年来我国印度学研究的重要收获。

《戒日王研究》，张远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戒日王研究》于2018年4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是作者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又深入研究而成书的。学界评价，此书是近年来中国印度学界，尤其在青年学者中，分量最重的成果之一。

当然，这和本书研究的核心人物也有关系。正如作者在本书代前言中所提到，“戒日王是印度历史上的著名君王，梵语戏剧史上的杰出剧作家，也是中印交流史上的重要人物。……他本人留下六件铭文、三部梵剧，是波那所撰历史传记小说《戒日王传》的主人公，在印度铭文和梵语文论中被一再提及。不仅如此……在玄奘的求法纪行和汉地的官修史书中都留下了有关戒日王的记载。所有这些使得戒日王成为印度古典时期独一无二的史料‘丰富’的国王。”印度学者对这位本国历史上的著名君王，着力不少，仅七十年代以来，就有四五部专著面世。至于中国方面，北京大学南亚语言文化系王邦维教授，本书作者的博士生导师，在为本书所作的《序》里点明：“戒日王……与中国历史上两位同样也很有名的人物有过密切的交往，……一位是唐代的玄奘法师，一位是唐太宗。”由是，中国保存的有关戒日王史料，仅次于印度本国；对戒日王的研究，会引起中国学者对较多数印度古代人物的研究兴趣。本书应该是迄今为止唯一一部有关戒日王的中文学术专著。

那么，这部相对于此前印中学者研究，具体能够提供哪些创新呢？鉴于此前汉语学界对戒日王的研究尚处于零散或旁及状态，所以不妨先从和印度学界研究成果比较入手。

由本书第一章《导论》对七十年代以来印度研究戒日王专著的介绍情况可见，首先，本书相对印度学者的研究，作者对相关汉文史料的掌握范围和阅读理解之深度准度，无疑要超过印度同行。其次，印度学者的研究视野，多集中于政治史；文学领域对戒日王作品的研究不是没有，但相比历史学领域，无论数量和质量都有差距，且这两个领域的研究，基本是各自分离的。而本书作者主要是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正如作者所言，戒日王研究，涉及文献学、古文字学、历史学、文学、宗教学、考古学等诸多领域。仅资料掌握方面，梵汉原始资料就涉及文学与史学两大领域。而具体路数则大致可归纳为三种：“文史互证”，文献细读，文献研究与阐释并举。后二者是现代学术普遍的发展方向，而前者则是以陈寅恪为典范的中国现代史学重要成果。在史料卷帙浩繁的中国文史领域早已广泛成功运用，但在中外交通史方面，运用频率就明显不如单单讨论中国境内话题；至于用在外国，尤其非汉字圈文史领域，就更加鲜见。故此，作者将它运用到印度文史研究中，无论对中国的印度学界，还是对印度文史学界而言，确实均可谓一项创举。当然这也得益于戒日王本人的独特情况，即和他相关史料之丰富，在印度古典时期，应属绝无仅有。

不过虽然本书涉及甚广，但在具体篇章题目，内容分配，方法使用上，作者也并没有搞平均分配。全书正文共八章，约360页，除去代前言与结语，第一章《导论》，尚未展开研究。下面七章，仅最末第八章《戒日王的文学创作》约80页，以文学为绝对主题，但从章下四节题目看，分析的主要目标，似乎仍不是戒日王的文学造诣，而是署名戒日王文学作品的著作权（第一节），这些作品与宫廷生活，与历史的关系（第三节），以及他迄今唯一一部已有全书汉译的作品《龙喜记》所体现的宗教倾向（第四节）。第二节即使讨论的是戒日王三部梵剧剧本的故事结构，下面的四目中，也仍然有三目涉及戏剧情节与史料记载戒日王时代史事之间的相似。由二至七章基本都是历史题目。而这六章中，又以第三章《戒日王即位》和第七章《戒日王与中国》为最长，前者约60页，后者约50页，其余四章均在20-30页之间。全书最长的三章，从参考文献看，部分内容以前曾经作为单篇论文，在不同报章刊物发表过。可以说，这三章也是全书中最具原创价值，最体现作者研究能力的三章。而具体到“文史互证”的研究方法，以第三章为最重。毕竟第七章偏史，第八章偏文，而有关戒日王即位，中国方面玄奘等人的记载，属于后来二手史料，可信度不免有疑。而印度方面，戒日王发布的铭文等材料，虽未经转手，但它们作为官方文告，其中是否有当权者为尊者讳，甚至径自编造的内容，也必须经过分析。这时，研究者的目光势必会转向戒日王宫廷文人波那所作的《戒日王传》。虽然这主要是文学作品，不算严格意义上的史书，且与多数梵语文学作品一样，充满宗教奇迹内容，描写雕饰铺张，但它涉及历史仅是戒日王即位前后的短时期，篇幅就有洋洋八章，在其他史料缺乏且需要做大量鉴别工作时，它的价值自然不能忽视。

作者延续了前人对此书的批判性阅读分析思路，力求从华丽辞藻下，鉴别出更可能反映出的真实历史，或作者对自己金主真实态度的蛛丝马迹。又通过与《大唐西域记》等其他史料的比对，发现各种记载的不同之处，并进一步溯因探源。于是，中印记载中都是为挽狂澜于既倒才登基，登基后立即为父兄复仇，兴兵讨罪的明君戒日王，在作者和此前几位印度学者笔下，却很可能是一代枭雄，玩弄阴谋，以指使暗害，或借刀杀人的手法，除去自己和姻亲两系家族中可能对自己权势构成威胁的上辈和兄弟辈人，得以上位后，再借复仇之名，行吞并之实。这个思路在本书之前已经出现，本书作者在提出时，语气并没有此前某些印度学者一样确信不疑。然而全章以中印史料比对，由其中矛盾处入手分析，再辅以对《戒日王传》相关情节与描写的阐发离析，其说服力，却可能超过前人。

总之，此书综合运用了戒日王铭文，《戒日王传》，《龙喜记》，《大唐西域记》，《慈恩传》，两唐书等中印史料典籍，“文史互证”等研究方法，在主要章节中，第一次用汉语全面勾勒了一个不同于传统记载中的戒日王形象。这个相较于史料中的英主，不如说更近于枭雄的形象，其归纳路线，全面程度及可信度，或许还有商榷余地。但作者的研究视野、思路，整体而言，无疑是有根有据的。且全书涉及话题多，大多均言之有理，体现了作者的多领域科研能力。本书在汉语学界中，为一个界内界外均易于引起关注，但具体研究工作却又鲜有问津的领域，开了一块新地。附录部分，作者收录了书中涉及的所有铭文汉译文，及戒日王与波那二人作品的选译段落，自然为后来者提供了方便。至于行文之老辣而又不失诙谐，就可算是额外福利了。本书出版前后，作者正在承担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范围研究及人才队伍建设”课题《戒日王戏剧翻译与研究》，也等于是在这个方向上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在此谨祝愿，并有理由相信，青年学者张远在这个领域取得更大成果。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