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中国精神重新编码

王绍光

2019-09-09 14:41:11　来源：北京日报

《中国精神读本》，主编/王蒙，执行主编/王绍光，总策划/沙烨，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中国精神就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说到“精神”与“民族精神”，人们不由想到黑格尔。正是他把民族精神提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在黑格尔看来，一切历史现象都是所谓“世界精神”的展现；而在不同历史阶段，世界精神体现为某些所谓“世界民族”（包括中国）的“民族精神”。这里，“民族精神”是指一个民族所表现出来的意志与能动性。黑格尔武断地认为，世界精神的太阳最早从东方升起，东方文明（包括中国文明，以及印度、波斯、埃及文明）是人类历史的童年，属最低等级的文明。希腊是人类历史的青年时代；罗马是人类历史的壮年时代。最后“太阳”降落在日耳曼民族身上，实现了世界精神的终极目的，成为历史的最高阶段。

　　那么，有没有一种叫作“中国精神”的东西呢？在《历史哲学》一书中，黑格尔的结论是：“凡属于‘精神’的一切，一概都离他们（中国人）很远。”连“精神”都没有，哪里会有什么“中国精神”呢？黑格尔的这个说法，显然是充满偏见的无稽之谈。

　　最早肯定中国精神的存在，并对它大加颂扬的人恐怕是辜鸿铭。在1914年出版的《中国人的精神》这本书里，他一次也没有提到黑格尔，但实际上处处对怼黑格尔。辜鸿铭认为，中国人的性格和中国文明的特征可以用八个字概括：深沉、博大、纯朴、灵敏；作为对比，日耳曼精神却是以“强权崇拜”为特征。更重要的是，在他看来，“中国人作为一个民族虽然古老，但直到今天还是孩童似的民族”；这“与其说中国人发育不良，还不如说中国人永不衰老”。辜鸿铭得出一个与黑格尔截然相反的结论：“中国精神是永葆青春的精神，是民族不朽的精神”。

　　钱穆则直接对怼黑格尔，说“德国实在是一个很可怜的国家”，又指人类历史由东向西依次展开的说法是黑格尔的“幻想”。在钱穆看来，中国的文化精神、历史精神以道德为核心，是一种绵历数千年的“道德精神”。如果没有这种“民族精神”，就不可能孕育出伟大的中华民族来。而在承平盛世，这种民族精神往往不太彰显；反倒是在危难乱世，它“更为壮旺而健伉，坚强而有力。亦如松柏之长青，并不见异于阳春和煦之日，而更益见异于严冬大寒之天”，“必待岁寒，始为人知”。

　　钱穆的道德精神说也许过于宽泛，张岱年对中国精神的研究更为持久、更为系统、更为到位。张先生对中国精神的概括是，爱国报国，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爱国报国是出发点，自强不息是钢铁意志，厚德载物是价值取向。习近平总书记显然赞成这种看法，他说：“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思想，支撑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今天依然是我们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强大精神力量”。

　　《中国精神读本》的“中国精神”就是张岱年所说的爱国报国，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就是毛泽东所说的“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那种精神，就是“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通过这个读本，大家会看到，这种精神不仅体现在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孙中山、林则徐、鲁迅、茅盾、闻一多等的作品中。在国难当头的时刻，中国精神让“弄潮诗人”康白情在“和平的春里”看到饿绿了眼的穷人和野火；让曾沉迷于“画梦”的现代派诗人何其芳奔赴延安，写下“我把我当作一个兵士”；让在日本十年，专心学术研究，著述颇丰、成果斐然的郭沫若在“又当投笔请缨时”，置生死于度外，“别妇抛雏断藕丝”；让自知“小处敏感、大处茫然”，以“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诗句闻名的卞之琳前往延安、太行山区，写下了一批歌颂毛泽东、朱德、政治部主任、地方武装新战士、前方的神枪手、放哨的儿童、工人、农民、劳苦者、开荒者的诗歌。

　　当然，我们不应忘记，在这个有形的《中国精神读本》之外，还有一个由千千万万目不识丁的普通工农大众共同创作的、无形的《中国精神读本》。正如鲁迅先生指出的那样，“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他们有确信，不自欺；他们在前仆后继的战斗，不过一面总在被摧残，被抹杀，消灭于黑暗中，不能为大家所知道罢了”。他们“就是中国的脊梁”；他们就是中国精神的支柱。

　　（作者为清华大学特聘教授）

编辑：迟语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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