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人民学习 向生活学习·重温当代现实主义经典作家】

　　王愿坚，这位蜚声中外的军旅作家，以小说歌颂中国革命历史。人们总以为他的创作道路会是一帆风顺的，但事实并不是这样。

　凭借红军时代斗争生活去喷吐、燃烧

　　还在童年时期，小愿坚就爱好听故事。他在村里的集上听说书的讲《聊斋》《今古奇观》，同时，也经常听一些自己的父兄辈参加革命斗争的故事，养成了爱听故事的习惯。1944年，参加革命部队以后，只要见到首长，总是瞅准机会请他们给讲故事。

　　听故事的爱好，使王愿坚成了“故事篓子”，一肚子的故事在他的生活中不停地往外冒。这些故事教育了王愿坚，他也通过讲故事去教育别人。

　　当故事讲得多了以后，王愿坚就思考着故事怎样讲才能激励同志们忘记疲劳，奋勇向前，于是他把原来的故事加以“改造”，以更好地吸引听众。其实这时，在王愿坚讲的故事中，就已经有了口头文学的创造。

　　稍后，王愿坚从宣传队调往22军的《麓水报》社，担任编辑和记者，能有更多机会看到和听到战争中的一些动人的故事。但在当时，王愿坚还没有想到要把它们写下来。

　　一直到1953年秋天，《解放军文艺》杂志社编辑部委派两位编辑和王愿坚一起去福建东山岛采访，路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根据地，接触了几位经历过这段生活的老同志。他们向王愿坚讲述了1934年至1937年间，他们在红军长征以后，留在老根据地山林里，苦苦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的情形。

　　这些故事极大地震撼了王愿坚年轻的心。王愿坚说，他不是用耳朵听，而是用整个心灵去感受。回到北京后，这些故事一直在他的脑海中翻腾。他想到自己在这些故事中受了很深的教育，可还有很多人没有听到这些故事。如果把这些故事写出来，发表在报刊上，不是可以让更多的人，特别是年轻人受到教育吗？

　　王愿坚经过反复思考，克服了从新闻报道过渡到文学创作的重重困难，终于完成了他的第一篇小说《党费》，刊登在1954年12月的《解放军文艺》上。此后，他又创作了《粮食的故事》，受到了读者的广泛好评。

　　就在此时，社会上出现了一种议论，说没有参加过红军的同志写不好长征的小说。这一论调对王愿坚产生了很大的压力。

　　面对社会上这种论调，对一个在文坛上像刚刚出土的幼苗一样年轻的王愿坚来说，压力是不小的。但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他认为应该坚持写革命斗争历史这一题材，而且是能够写好的。因为这些含血带泪的故事对于在新中国出生的年轻一代太有教育意义了。人民生活肯定是越来越好，对在优越的环境中长大的年轻人来说，太需要让他们知道老一辈革命者的英勇奋斗、不怕牺牲的精神，他们前赴后继创造了新中国和现在的幸福生活，我们年轻人应该不忘初心，继续踏着革命先辈的足迹奋勇向前。因此，王愿坚认为作为一个党的宣传员，他有责任把这些故事写出来。

　　王愿坚在《脚下要有块土地》一文中这样写过他的认识：“我的创作实践并没有背离规律，我依然写的是我所熟悉的生活。首先，我在部队里度过了童年和青年，多少有些直接的生活感受、体验和积累，它使我有一条通向红军时代战争生活的路，可以凭借红军时代斗争生活去喷吐、燃烧。其次，还可以不断地积累、充实和了解那个时代。”

　　王愿坚是一个性格内向、脾气随和的人，从不为不同意见与人争吵。但对于创作，却很执着。他坚持要写革命斗争历史和红军题材。他下决心，咬定青山不放松，任尔东西南北风。

　　王愿坚理顺了创作思路，继续在革命历史这个丰富的矿藏中向纵深发展，又陆续写出了《妈妈》《早晨》等作品。他在创作动人的小说教育年轻一代的同时，自己也深受教益。

　只有坚定信仰，才能完成艰苦的任务

　　革命斗争是艰苦的，写革命斗争历史同样是艰苦的。

　　王愿坚深入革命根据地，几次重走长征路，访问当地群众和红军老战士、老赤卫队员；他采访了100多位第一次授衔的老将军和9位元帅，并在其中的几位元帅身边生活了一段时间。他每到一处，凡有革命历史博物馆，必去参观，并把他认为有用的资料仔细地记录下来。只要是有关红军题材的资料，他都要借来抄写成册。那时没有复印机，他都是在业余时间、工作间隙用钢笔抄写。有时我半夜醒来，他还在灯下奋笔疾书。

　　王愿坚其实不是一个专业作家，他的大部分时间是在编稿子，从《麓水报》到《解放军文艺》，再到大型回忆录《星火燎原》。因此，他的小说大都是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写的。

　　作家是一个严肃的职业，写作是艰苦的创造性的劳动，不仅费脑力，还需要有体力的支撑。深夜写作，白天还有繁忙的编辑工作，只有坚定信仰，才能完成艰苦的任务。

　　《七根火柴》最初构思的情形就是王愿坚写作状况的明证。“深夜，灯前，我照例对着稿纸‘神游’于长征路上。忽然，眼前浮起了这样一幅景象：一队红军战士在白花花的雪山上迎着风暴走着，一个红军战士身子一仄歪，摔下了雪坡。几番挣扎，他被深雪埋住了。随着战士们的视线望去，只见白雪上留着一只手。在这只手里托着一个共产党员的党证。”这就是《七根火柴》最初的萌芽。

　　这样的场景中这样的一只手，这只手是这样清晰，这样豪迈，的确是激动人心的。但要构成一个短篇小说，却还需要调动作者的感受和想象。

　　王愿坚在创作《七根火柴》的过程中曾经有过这样详细的记录：“在战争中，我多少次看见过这样一种战士的手：握着枪的，攥着担架杆的，拉着战友的，抚摸着同志额角的……”

　　同时，王愿坚又想起了几个在战争中关于手的小故事——

　　“1949年，整个淮海战役战场上盖了一层白雪。天刚放亮。我钻出地堡，愣愣地随着几个同志爬上交通沟，向敌我之间的一块雪地上跑过去，在离阵地四五十米远处，我看到了，一个战士伏在雪地上，已经牺牲了。在他面前的白雪上，有用手指头画下的简单的地图。而他那只曾经用最后的一点力量画下了敌情的手，却高高地举着，指着前方。他是团里的侦察员。头天夜里，他潜入敌阵侦察回来时受了重伤……那只手，最后完成了英雄的功勋，表示了自己对党对人民的忠诚。”

　　“在淮海战场上，为了采访几个新抓到的俘虏，我踏雪到阵地后面的师部去。正走在路上，敌机来了。我就和一队运粮的民工一起隐蔽在一片坟场上。一位中年民工把手伸进怀里，掏出一件东西向我递过来，笑道：‘吃点吗？’于是，我看见一只手。这只手托着的哪里是饭呀，是红薯叶掺上米糠捏成的窝窝头。这些来自渤海之滨的农民同志，走了近千里路，用肩膀把60斤高粱米挑到战场上，自己却用红薯叶子填肚子。这就是赢得战争的人民。”

　　“一个星期天，我到财政部门一位负责同志家里去。走进那平房院落，见他正在把碎煤渣和成煤泥，用手捏成一个个煤饼。走进屋里，见他床上铺的还是解放战争中缴获的半截军毯。留我吃饭，待客的就是炉子上煮的那锅豆腐炖白菜。这位在红军三年游击战争中担任过支队司令员的老战士，就用他和煤泥的那只手，为我画下了当时吃的野菜的模样，也就用这只手，批了给某个部门上亿的拨款，以至于批件上留下了黑黑的手指印儿……”

　　这时候，王愿坚已不是简单地把听来的故事讲给别人听，或者写成一篇什么报道。《七根火柴》已不是哪一件事，哪一只手。在这短短的两千字里，凝聚了王愿坚在战争中直接获得的生活体验，关于人，关于人的手和心灵，关于战争中人和人的关系，以及战士的忠诚。

　把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讲给读者、听众和观众

　　王愿坚深爱他所写作的题材，以及这个题材中的人和事。由于王愿坚在《星火燎原》编辑部所负责的是红军时期的战争回忆，所以常常接触到红军时期的将领。他在回忆中写道：“在一个海滨疗养地，我曾经在一位元帅身边住过十几天，这位当时已身患疾病的老帅，本来是到疗养地休养的，每天打针、吃药。可是看看他休养的方式吧，在窗前一棵大松树下，安了张行军床。床边小桌上放了一部从房里引出来的电话机；枕头边，文件堆得老高，床边几把藤椅很少空着，总是不断有请示工作的人。”

　　王愿坚亲眼看见当年带领红军翻越雪山、跋涉草地的将帅们，如今虽已年逾花甲，但仍然在为建设国家千辛万苦辛勤工作。和这些革命前辈接触得多了，王愿坚作为一个后辈，常常被深深感动。他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愿望，就是在记述这些人的历史功绩的同时，描写他们在和平日子里的生活，表现他们身上那优良的作风和品质，描绘他们那质朴的生活风貌和美好的心灵。

　　王愿坚常常说，他要把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讲给他的读者、听众和观众。而他认为，老一辈在艰苦斗争中的光辉思想和高贵品质是最好的精神财富。这种精神就像是一盏不灭的灯，一直照亮着王愿坚几十年的创作道路，照着他在坎坷的道路上执着地往前走。

　　1958年，十三陵水库工地开工，全北京市的机关团体、军队学校，全都投入到十三陵水库的建设中去。当时王愿坚是《星火燎原》解放军30年革命斗争回忆录编辑部的“大头编辑”。稿件都由各大军区当时的领导同志撰写，而这些同志大部分文化程度都不高，有的甚至刚刚扫盲毕业，这样的稿件修改起来难度就很大；其他各个战争时期的回忆录情况也大致如此，有的回忆录内容很好，但文字表达程度都不高。像这种情况的稿件，不管是哪一个战争时期的都纷纷交到王愿坚手里。这样一来，王愿坚手中就积压了不少稿件，他甚至星期日也不回家休息。所以去十三陵水库工地劳动就一批批地都把他落下了。一直到了6月中旬，十三陵水库工程都快竣工时才分配王愿坚去工地劳动。

　　十三陵水库工程在20世纪50年代机械化程度很低，大都是用人工操作，所以是很重的体力劳动，不是抬石头就是推沙子。刚去工地时，早去的同志告诉王愿坚午饭时要多吃些咸菜，因为重体力劳动出汗多。吃完中午饭，他们要翻过一个山头回驻地休息，每人还要利用这短短的休息时间每天上交60个苍蝇给工地的爱国卫生运动组织部门。在工地刚开工时，苍蝇很多，但到快竣工时，要在短短的休息时间内打死60只苍蝇，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就在这样繁重的工作和体力劳动的状态下，王愿坚利用短短的休息时间，在山坡上的一棵苦楝树下，用借来的一支铅笔头，在烟盒翻过来的纸上写出了《普通劳动者》的初稿。王愿坚劳动了13天，除了带回来一篇《普通劳动者》的初稿，还带回来三张劳动积极的嘉奖状。

　　“文革”期间，王愿坚被剥夺了写作权利，下放劳动三年，几乎与世隔绝。后期被定为“人民内部矛盾”，分配到安徽省军区的一个独立团去体验生活，生活在连队，和战士们同吃同住同劳动，一起出操训练。

　　1972年，王愿坚回到北京。当时的总政文化部让他和其他同志集体修改反映红军长征的话剧《万水千山》的电影剧本。从此，他和电影结了缘。一直改写、参与集体创作电影剧本和电视剧，从《闪闪的红星》到《四渡赤水》，他很少有自己的写作时间。《四渡赤水》由于难题较为集中，比如重大历史题材、众多的革命领袖形象和集体创作，使得这个电影剧本一直拖了8年才完成。

　　王愿坚在紧张的工作之余，还是利用休息时间，凭着他对文学创作的执着写出了10个短篇。这是他生命中最后的小说创作。他自己说这是他创作恢复期的练笔。后来他又担任了八一电影制片厂文学部主任和解放军艺术学院的文学系系主任，几十年的文学创作和编辑工作，使他对行政领导工作感到陌生，需要花费更多的心力，因而此后他就再也没有拿起笔来写小说了。

　　作家陆文夫对王愿坚这一段生活有过这样的评论：“我相信中国的军事文学一定会出现伟大的作品，因为没有哪个国家有我们这么多的战争磨炼，特别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如果能好好地写出来的话，绝不亚于《三国演义》。王愿坚经过了20多年的磨炼与素材积累，他会作出应有的贡献。可他却无可奈何地摇摇头。他有职务、公务和事务，就是没有整块的时间……王愿坚是个很守规矩的人，他要把公私分清。”

　　王愿坚没能写出他构思多年的红军长征的上、中、下三部曲。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在病榻上他告诉我，他一生立志要“写尽红军英雄志”。但病魔夺走了他的时间，他在1991年1月带着遗憾匆匆离开了人世。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在王愿坚去世27年后，收录其全部文学题材作品的七卷本《王愿坚文集》，于2018年1月由春风文艺出版社正式出版。遵照王愿坚的遗愿，我在第一时间将文集寄送给了习近平总书记。

　　习近平总书记收到《王愿坚文集》后，深情地表示：看到他的作品，就想起当年与他交往时的情景，至今都很怀念他。

　　夜深人静，我满怀崇敬拜读《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在第二卷的《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一文中，习近平总书记写道：“说到这里，我就想起了一件事情。1982年，我到河北正定县去工作前夕，一些熟人来为我送行，其中就有八一厂的作家、编剧王愿坚。他对我说，你到农村去，要像柳青那样，深入到农民群众中去，同农民群众打成一片。柳青为了深入农民生活，1952年曾经任陕西长安县县委副书记，后来辞去了县委副书记职务、保留常委职务，并定居在那儿的皇甫村，蹲点14年，集中精力创作《创业史》。因为他对陕西关中农民生活有深入了解，所以笔下的人物才那样栩栩如生。柳青熟知乡亲们的喜怒哀乐，中央出台一项涉及农村农民的政策，他脑子里立即就能想象出农民群众是高兴还是不高兴。”

　　王愿坚就像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终其一生孜孜不倦地为人民创作革命斗争题材作品，不愧是一名党的宣传员。

　　明年就是王愿坚九十周年诞辰，以此文表达深深的缅怀。

　　（作者：翁亚尼，系王愿坚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