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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家的斟酌功夫

王海光 //m.auribault.com 2014-04-14 来源：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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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案研究，既要更新旧有的历史知识，又要避免“历史碎片化”，绝非易事——

　　历史研究涉及一个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诸方面，要将世界发展的万千变化反映出来，殊非易事。如何繁简之，取舍之，抑扬之，足见史家的斟酌功夫。长期以来，我们的历史叙述方式深受教科书体系影响，习惯于宏大叙事，常以一些大而无当的概念裁剪历史，把活泼泼的历史搞成了空洞刻板的说教。现在，人们普遍感到过去历史叙述的问题很多，有许多错误的和片面的历史知识，希望对历史重新梳理，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表现出历史活动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这就需要进行真正的史学研究和客观的历史叙述。

　　个案研究的开展，在许多方面更新了我们的历史知识，带来了蔚为大观的学术气象

　　治史是探究事实本相的学问，需要对历史细节的深入探究，致力复原历史本来面貌，追问历史的所以然。历史研究的宏观论述不是不需要，但要以具体的微观研究为基础，如果只是在逻辑推演上做文章，就会成为游离于事实的“凌波虚步”，看起来轻灵无比，其实是不着边际的。真正的历史叙述，都应是建立在真实的历史知识基础上，从微观而宏观，从史实而理论，从特殊而一般，并不去刻意追求什么结论。所以，要从过去错误的历史知识走出来，就得从具体个案的实证研究入手，积沙成塔，集腋成裘，在足够的个案研究基础上形成整体性的历史叙述。

　　现在学界已然意识到实证研究的重要性，在个案研究和专题研究上都有许多新的进展。有的领域的研究，已经由个案到群案，由点到线，由线到面，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历史叙述。如沈志华教授主编的《中苏关系史纲》，对中苏关系的发展演变脉络进行了全新的梳理和解读，就是这样的代表作。该书是一批冷战史学者的集体创作，写作是建立在作者们十多年扎扎实实的个案研究基础之上。作者们利用了苏联和中国的双边史料，多方寻找历史的证据链条，逐一研究了中苏同盟、朝鲜战争、苏共二十大、莫斯科会议、中苏军事合作、炮击金门、中苏论战、边境冲突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揭开了一个个历史谜团，从而比较清晰地勾勒了中苏关系从结盟、蜜月到分歧、冲突、破裂、敌对到和解的一条历史脉络，颠覆了过去长期存在的一些错误观念。该书出版后立即引起政学两界的高度重视，好评如潮，被誉为资料翔实、客观公允的佳作。

　　随着实证研究的深入，个案研究的开展，在许多方面更新了我们的历史知识，给学界带来了蔚为大观的学术气象。在对历史个案的实证研究中，可以发掘出极为丰富的历史日常细节，体味到历史人物鲜活的思想、生活和情感，认识到历史事件发生的复杂性。研究者会从中获得真实的历史知识，不会贸然做出非此即彼的绝对化判断。做历史个案研究，必须从第一手原始材料出发，需要有丰富的背景知识和多学科的研究方法。能够把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方面的知识都聚焦在一个点上，于一团乱麻的社会现象中清理出一条历史的逻辑。从个别提炼出一般，从局部窥见全部，从而复原出历史的全息景象，绝非易事，治史的难度和功力也就在这里。

　　以笔者的体会，做个案研究，可以切入到历史的情景中体味历史，得到的历史知识比较具体，这对学术识力的提高，帮助极大。可以说，没有做过个案的实证研究，缺乏对历史的深切体认，往往会被一些似是而非的轻率结论牵着鼻子走。而做过微观层面的历史研究，对宏观层面的历史脉络的把握也就比较有分寸感，不会轻率地落入宏大叙事的历史盲区之中。

　　当代史要突破旧的叙述框架，需要从个案的实证研究出发，重构历史学的微观基础

　　虽然现在坊间的当代史著述不可胜数，但多数是旧材料的重新组合和旧观点的再次复述。有的虽然补充了一些新材料，但并没有提出新的认识，基本上还是停留在传统理论的解释框架内的同语反复。仅仅是增减了材料，补充了例证，但并没有重构历史现场的实证研究，也没有推陈出新的解读逻辑，这是低水平重复的著述，不是真正的学术研究。不客气地讲，学界的这类作品相当多。当代史之所以未能突破旧的叙述框架，未能形成自己的学科体系，个案研究不够，史学的微观基础构建不起来，应是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现在学术界对当代史的个案研究已有相当重视，并开始由政治史、经济史扩展到社会史、文化史和生活史。社会文化方面的个案研究，因为档案开放程度相对较高，资料收集比较方便，大有方兴未艾之势。但是，由于当代史研究方法还不太成熟，目前有价值的成果还不多。有的研究只是满足于个人经历的收集整理，没有深入发掘其中的历史内涵，仅仅限于讲故事，显然是没有多大价值的。但这是一个学术转型过程中的暂时现象。学术目光的下沉，会带来史观、史源和研究范式的全面调整。这是需要一定时间的。

　　当前，虽然个案研究还是方兴未艾的起步阶段，但学界已经出现了“碎片化”的怀疑声音。这种“碎片化”声音的出现，与其说是对个案研究的价值认识不足，不如说是在历史研究和叙事模式上的新旧冲突。个案研究的价值在于反映和表现了历史生态的多样性和典型性。虽然相对政治史来说，社会史个案研究的进入门槛比较低，但要做好也是很不容易的，不但要求研究者有丰富的历史知识，还要有见微知著的宏观视野，对驾驭材料和把握材料的能力也有很高的要求。如果个案研究没有与历史大背景有机地结合起来，不能够以小见大、以一见多，提供不出更多的历史信息，看不到流动的时代血脉，就会出现所谓“历史的碎片化”的问题。就我们当前的情况而言，个案研究的“碎片”不是多了，而是少了，有质量的个案研究成果更少。从质量上讲，还远远不足以反映历史生态的丰富性；从数量上讲，离拼接出一个相对完整的历史图案的要求更是相差甚远。

　　借鉴国外学者的理论和研究范式是有必要，但要警惕削足适履的问题

　　国外学界已经形成比较成熟的个案研究方法，对中国当代史的研究很有借鉴意义。现在学界比较重视借鉴国外学者的理论和研究范式，但是也存在一些削足适履的过度模仿问题。有些学者从国外的研究框架出发，照搬一套术语概念，所得出的结论往往是似是而非的，实际上是以中国的材料为国外学者的理论作注解，并不是真正的学术研究。食洋不化的学风危害甚大，这在历史上是有深刻教训的。当前，这是真正需要学界警惕的事情。其实，西方许多时髦理论，不仅未必适应中国，在西方也只是过眼烟云的东西，各种理论的置换率是很高的。相比实证研究的学术生命而言，理论的枯荣，往往要快得多。过去西方一些早期人类学家，他们的研究成果，其理论部分早已被时代淘汰了，只有他们深入原始部落的调查材料，仍然还有着常青不衰的学术生命。

　　（作者为中央党校教授）

编辑：尹盼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