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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人口发展的新特点和新挑战
中共北京市委党校北京人口发展研究中心//m.auribault.com2013-12-09来源: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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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同志指出,要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合理调节各类城市人口规模,提高中小城市对人口的吸引能力,保护生态环境——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要“创新人口管理,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而随着时代的发展,人口问题已经成为事关北京市发展大局的重大战略性问题,是影响北京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

    为推动北京市率先实现创新驱动的发展格局,提升城市的精细化管理水平,有必要在总结提炼新世纪以来北京市人口发展轨迹的基础之上,着重分析2012年北京市人口发展的新形势、新特点、新挑战,提出未来发展的新设想,以期为未来的决策工作提供参考,这也是我们撰写《北京人口发展研究报告(2013)》的初衷和目的。

    2012年北京市人口发展具有八大关键特点

    总体来看,在人口规模、人口素质、人口结构、人口流动与分布等方面,2012年北京市人口发展具有八大关键特点。

    1、人口总量继续增长,增量略显下降端倪。

    进入21世纪,北京市常住人口规模进入高速增长时期。2000年-2012年12年间人口净增705.7万,年均增长58.8万人。与世界城市相比,北京市人口约是伦敦的2.6倍、纽约的2.48倍。近两年来,常住人口的增速出现下降趋势。这既与居留成本提升、限购政策出台等因素有关,也与全市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增速减缓有关。

    2、流动人口膨胀是常住人口增长主因。

    从规模来看,2000年以来北京市流动人口总量加速膨胀,2000年为256.1万,2010年突破700万,2012年增长到773.8万,12年间增加了517.7万,年均增加约43.1万;从比例来看,流动人口占常住人口的比重由2000年的18.8%提高到2012年的37.4%,即2000年北京市每5个常住人口中约有一个外地人,2012年每3个人中就有1人来自外地。流动人口规模的膨胀既与全国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加速有关,也与北京市贯彻落实经济社会发展“新三步走”战略有关,再加上奥运经济的强劲拉动,北京市形成新一轮流动人口增长的高峰。

    3、出生率实现“两连增”,超低生育水平格局未变。

    常住人口出生率近10年来首次突破9%。,总和生育率在0.7左右波动。在人口学研究中,一般把出生率在10%。以下(总和生育率约在1.3以下)称为超低生育水平。从出生率来看,2000年以来,北京市常住人口出生率一直低于9.1%。且低于全国的出生率,属于超低生育水平。不过,北京市从2007年开始正形成新一轮的生育小高峰,2011年出生率升至8.29%。,2012年达9.05%……其原因主要有三:一是受户籍人口年龄结构的周期性波动影响,2007年以后出现的生育小高峰与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出生高峰人口进入婚育期有关;二是由于“双独”家庭逐步增多,政策内生育水平略有上升;三是与2012年居民想要“龙宝宝”导致“扎堆生育”有关。本次“生育堆积”也会加剧该批人群在未来入托、入学、就业、婚育等领域的堆积和竞争。

    4、少子化与老龄化并存,劳动年龄人口维持八成。

    常住人口少儿比例整体性下降,老龄化因人口流入而得到部分缓解。2000年以来北京市15岁-64岁人口规模一直在增长。劳动适龄人口占常住人口的比例,在2000年为78%,2010年达到峰值,为82.7%,2011年首降为82%,2012年再降至81.5%.与全国相比,北京市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从2011年开始下降,比全国早1年,这可能与北京市低生育率、高老龄化以及流动人口回流等因素有关。

    5、常住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超11年,流动人口大专以上比例接近1/4.

    常住人口受教育水平全国领先。2012年北京市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1.4年,每10万人中拥有大专以上学历人数达到32059人。

    流动人口受教育水平迅速提高。2000年以来,6岁以上流动人口中文盲、小学、初中学历人口比例均呈现稳步下降趋势,大专及以上人口比例由2000年的9.88%迅速提升到2010年的24.35%.流动人口学历水平的提升,折射出北京市吸纳高层次就业人口的能力在提升。

    6、户籍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升至81.35岁。

    户籍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居全国第二,与世界高收入水平国家齐平。2000年北京市户籍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为77.46岁,2012年提高到81.35岁,12年提高了3.89岁。与全国其他地区相比,2012年北京市居民预期寿命略低于上海市的82.41岁,居全国第二;从性别差异来看,男、女性的平均预期寿命差异在拉大。2000年男性为75.81岁,女性为79.15岁,二者相差3.34岁,而2012年男性为79.35岁,女性为83.43岁,二者相差4.08岁;从死亡率的变化来看,户籍人口由2000年的6.16%。下降到2012年的4.38%。,常住人口由2000年的5.3%。下降到2012年的4.31%……

    7、人口继续向城市发展新区转移,市内人户分离现象加剧。

    人口分布呈现由城市功能拓展区向城市发展新区、首都功能核心区以及生态涵养区梯次递减的分布特征。这与北京市产业布局调整以及城市功能疏解等因素有关。此外,市内人户分离现象加剧。2010年“六普”数据显示,在全市常住户籍人口中,人户分离人口占常住户籍人口的比例为27.5%,平均人户分离时间长达5.5年。

    8、人口城市化水平达86%,居世界发达国家水平行列。

    人口城市化达到世界发达国家水平。2000年北京市城镇人口比例是77.54%,2005年首次突破80%,达到83.62%,2012年升至86.20%,12年间增加8.66个百分点,城镇化状况已达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北京市人口城市化的提速,前期源于县改区和乡改镇,之后郊区县户籍人口农村城镇化进程加速以及流动城镇人口数量增加等因素也起到了推动作用。

    人口服务管理面临的压力与挑战

    2012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实有人口服务管理全覆盖”的管理新模式。然而,随着人口规模的增长,北京这座特大城市在协调人口发展与经济转型、资源平衡、环境保护、公共服务和城市安全等关系方面面临一系列重大考验。

    1、人口增长加剧生态超载。

    目前,北京市人口增长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特大型城市的人口资源环境约束进一步强化,通过改革创新破解城市生态超载难题日益紧迫。

    首先,水资源短缺成为制约北京市经济社会发展最紧迫的第一瓶颈,城市正常运转的不确定性增加。北京市水资源总量由2001年的19.2亿立方米提高到2012年的39.5亿立方米,人均水资源量由2001年的139.7立方米上升到2012年的193.3立方米,但仍明显低于500立方米的国际极度缺水标准,仅约为全国平均水平的十分之一,纽约、巴黎、东京的二十分之一。同时,人均生活用水量由2001年的86.64立方米下降到2012年的77.39立方米,其中,人口规模激增是人均生活用水量下降的重要原因。

    其次,生活类污染成为北京市环境污染的主导因素,环境污染带来的居民健康风险增加。北京市环保局发布的《2012年北京市环境状况公报》称,目前全市污染排放总量居高不下,每年污染减排速度都是艰难“跑赢”污染排放增量,全市污染物排放量大致相当于在2011年全市污染排放总量的基础上增加一个小到中型城市的排放量。污染物排放量虽有所下降,但仍远超环境承载力。以生活垃圾为例,2012年全市生活垃圾产生量648.31万吨,日产生量1.78万吨,但全市垃圾处理能力仅1.27万吨/日,缺口很大。

    2、人口发展与经济转型的联动性有待优化。

    目前,北京市正处于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企业生产经营成本上升和创新能力不足问题并存,新增长点和新区域培育面临诸多问题。在全市推进创新驱动和精细化管理的过程中,人口与经济的良性互动关系还有待进一步改善,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城业联动”的同步性有待提升;常住人口城乡居民的收入增长落后于经济增长,更落后于财政收入增长;人口的就业结构略微滞后于产值结构。

    总体来看,全市产值结构和就业结构基本保持一致,产值结构的调整推动了就业结构的升级。与此同时,北京市的人口管理也应加大对高端人才的吸引力度,以配合“高端、高效、高辐射”的产业转型。

    3、流动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纵深推进艰难。

    流动人口社保参保率低于本市居民。自2012年4月起,全市已统一按照城镇职工缴费标准参加医疗保险,并将外地农民工的生育费用纳入基本医疗保险报销范围。然而,目前流动人口参保率仍旧低于本市居民,一方面是由于用工单位为了控制用工成本,不规范办理外来务工人员的各项保险;另一方面是由于存在政策真空,部分劳动者无法被纳入到以个人、企业和政府三方共同担责的社会保障体系中,从而限制了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险参保率。此外,随迁子女基础教育和升学机会仍旧受限。

    4、人口无序聚居加剧潜在社会风险。

    城中村逐渐向外扩散,利益共生加大拆迁改造难度。2012年北京市城乡结合部发生的最引人注目的事件是完成了50个重点村的旧村拆除。随着北京市五环内行政村城市化改造进程的加快,流动人口聚居区外移现象明显,已由城市功能拓展区向城市发展新区推进。人口聚集是北京市城市内生性风险的一个重要源头。在有的聚居区里,违章建筑林立、犯罪行为高发、消防隐患众多,社会矛盾频发;城乡结合部地区二元社会管理体制导致“村居并存”现象普遍;城中村的原住民和流动人口形成利益共生的次生经济圈,加大了拆除改造的难度。

    地下空间和“群租房”造成局部人口密度大,存在消防、治安、卫生等不可预期性风险,为城市管理和应急管理埋下隐患。以地下空间为例,2011年北京市地下空间普查登记数据显示,北京市地下空间居住着35.4万人,相当于一座中等城市的市区人口规模,其中97.2%居住在中心城区的地下空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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