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前322），是柏拉图的学生，也是著名的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的老师，他的《政治学》一书共分八卷，该书的伟大贡献在于提出：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一成不变的“政体”（政治体制），与其追求完美的“政体”，与其陷入政治体制的抽象比较与辩论不能自拔，不如追求“善政”，而“善政”的基础，就在于领导集团需保有“善德”。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学》一书，奠定了政治先锋理论的基础。

　　亚里士多德生活在希腊政治走向成熟的时代，一方面是城邦内部歌舞升平带来的贫富分化、斯巴达式穷兵黩武造成的希腊各城邦之间因混战而面临瓦解；而另一方面，也正是亚里士多德的“善政”理想，鼓舞着他的学生——马其顿的亚历山大把希腊各邦整合起来，并把希腊的城邦制度，推向了广阔的欧亚非世界。

　　柏拉图的《理想国》影响所及，不过是希腊诸城邦，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却标志着希腊政治走向了世界——而这就是通过马其顿的亚历山大所发动的“希腊化”运动完成的，至今散落在亚非大陆上的“亚历山大城”，便是这场希腊化运动的遗迹。

　　亚里士多德把柏拉图所提出的四种政体（斯巴达与克里特政治、寡头政治、民主政治和僭主政治）重新归纳为六种，他这样说：“我们在‘关于政体研究的初编’中，已经分清了政体的三个正宗类型：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和共和政体，以及相应的三个变态类型：僭主政体为君主政体的变态，寡头政体为贵族的变态，平民政体为共和政体的变态。”

　　亚里士多德更指出：政治学并不是抽象的理论，政治学的鲜明品格乃是实践。世界上并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政体，所有的政体都是不完美的，而究竟采用哪种政体为合适，这需要根据各个城邦自身的具体条件而定。他因此批评“政体”或“制度”“拜物教”说：“政治学方面大多数的作家虽然在理论上各具某些卓见，但等到涉及有关应用（实践）的事项，却往往错误很多。我们不仅应该研究理想的最优良（模范）政体，也必须研究可能实现的政体，而且由此更设想到最适合一般城邦而易于实行的政体。”正因为政治学不是抽象的理论，政治学的品格是实践，因此“优良的立法家和真实的政治家不应一心向往绝对完美的政体，他还须注意到本邦现实条件而寻求同它相适应的最良好政体。”

　　亚里士多德所归纳的正宗政体——君主政体、贵族政体与共和政体——及其“变态”，比较准确地概括了希腊城邦政治的发展。以雅典为例，雅典城邦最初为君主——巴塞列斯所统治，但君主的权力随着城邦贸易财富的增加、随着岁月的冲刷而变得徒有其名，雅典的君主制终在公元前683年被废止。取而代之的则是贵族制，即从商人和地主中选举出最高权力者——执政官为首脑，而资政会则是由贵族构成的“最高法院”。随着梭伦在公元前594年被任命为执政官，他进行了一系列重要的改革，特别是建立了“公民议会”，它的成员是从整个城邦的公民中选拔，由公民中的优秀分子组成，梭伦扩大了参与政治的人数，开创了“共和政治”。而培瑞克·勒斯（前485-前429）则在梭伦共和制的基础上变“公民议会”为“选举议会”，并把“选举议会”置于政府的中心，限制了元老院的地位，更使由贵族组成的“最高法院”降低为一个纯粹象征的角色，于是，共和制度便被平民政治所取代了。

　　亚里士多德认为任何好的制度都会腐化变态，而在三种“正宗的政体”中，他最为推崇的是梭伦改革所建立的共和制度，而他的担忧则是共和制度会“变态”为平民政治。

　　在以往的论者看来，亚里士多德反对平民政治，这就表现了他的精英姿态，甚至体现了其“没落的奴隶主阶级的思想”——这种评论固然有其道理，但是，综观《政治学》全书，我们会发现：亚里士多德对于共和制度的维护、对于平民政治的反对，乃是基于这样一个警示：共和政治的主体——“公民”，为何不能把自己等同于、或者降低为“平民”？

　　共和政治的主体便是公民。何谓“公民”？从字面上说，公民即Polities，而城邦即Polis，政治的（Political）这个词，便是从二者中来的。亚里士多德说：公民，首先是自由平等的人，而政治就是自由平等的人的联合体。他还说：奴隶、平民、贵族、国王，所追求的不过就是“生活”，而公民所追求的却是“优良的生活”。政治家非但不等于一般意义上的权威，政治家更不是家长。在《政治学》开篇，亚里士多德这样简明地指出：“政治家所治理的人是自由人；主人所管辖的则是奴隶。家务管理由一个君主式的家长掌握，各家家长以君臣形式统率其附从的家属；至于政治家所执掌的则为平等的自由人之间所托付的权威。”

　　二

　　共和政治的实质是公民政治。公民政治之所以是一种好的政治，之所以是“善政”，就是因为公民政治追求至善，而至善就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优良的生活”。他说：“人们能够有所造诣于优良生活者一定具有三项善因：外物诸善、躯体诸善、灵魂（性灵）诸善。”在此三者之中，其核心便是“灵魂诸善”，而“灵魂诸善”，则由“善德”与“善行”构成。

　　什么是“善德”呢？善德，就是公民之间，彼此把对方视为自由平等的人来对待，换句话说，公民之间，只有分工不同，没有上下尊卑之别，没有职务大小之欺。

　　什么是“善行”呢？所谓善行，简而言之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那么，公民是否可以把自己等同于、降低为平民呢？亚里士多德说，绝不能。他这样说：“一个城邦所需的主要配备为人民。就人民而言，自然应该考虑到数量，也要考虑到质量。”公民虽然是人民中的少数，但是，他们却是人民中有质量的那一部分，是人民当中的先进。

　　公民政治所代表的是“优良的生活”，而这种优良的生活之要义有二：一就是公民们彼此完全自由平等，二是这些彼此自由平等的人联合为一个共同体，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唯一宗旨——而这就是公民的幸福，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幸福，这也就是至善，是“善政”的根源和根本所在。

　　亚里士多德深刻地指出，正是这种对于至善的追求，使得“公民组织”区别于商业组织或者军事同盟：“但是，城邦不仅为生活而存在，实在应该为优良的生活而存在。假如它的目的只是为了生活（生存），那么，奴隶也可能组成奴隶的城邦，野兽或者也可以有野兽的城邦。……奴隶和野兽既不具备自由意志，也就不会组织那种旨在真正幸福的团体。相似地，城邦的目的也不仅为寻取互助以防御一切侵害，也不仅为便利物品交换以促进经济的往来。假如城邦的目的仅仅是这些……两方对于对方人员的道德品质都不用操心，条约中也无须保证所有参加贸易业务的人们全都不发生有违正义或其他恶劣行为。可是，凡订有良法而有志于实行善政的城邦就得操心全邦人民生活中一切善德和恶行。所以，要不是徒有虚名，而真正无愧于‘城邦’者，必须以促进善德为目的。”

　　亚里士多德说，正因为政治是自由平等的人的联合体，所以，对于这个公民的联合体，必须执行与一般平民不同的政治纪律。一般平民遵守法律即可，但对于公民来说，在法律之上，还有严厉的政治纪律约束。

　　尽管《政治学》是古老的经典，必然受到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但是，它所提出的如下基本论断依然值得我们共产党人深思、汲取：与其追求抽象的“政体”，不如追求“善政”。所谓公民政治即“善政”的基础是善德与善行，所谓善德，就是我们彼此之间平等，所谓善行，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种善德与善行，不仅是由法律来保障的，而是由政治纪律来约束的，因此，公民绝不能把自己等同于平民。

　　三

　　1937年，延安发生了“黄克功事件”，对于如何处理黄克功，是存在着巨大意见分歧的。一方面，按照国民党的法律，黄克功可以减刑甚至免罪——当时的蒋介石就是这样处理张灵甫的。而另一种更为强烈的呼吁是：作为身经百战的红军干部，黄克功比被他枪杀的刘茜重要，如果没有黄克功，多少刘茜这样的弱女子都会死在日本鬼子的屠刀下。而正是这种呼吁，促使毛泽东写下了那封黄钟大吕般的信。

　　毛泽东这样写道：

　　黄克功过去的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的同志都是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一个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残忍的，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革命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赦免他，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根据党与红军的纪律，处他以极刑。正因为黄克功不同于一个普通人，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红军，所以不能不这样办。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

　　这封信之所以会成为彪炳人类政治史册的文献，在于如下两点：第一，共产党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党内的每一个同志都是平等的，我们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在我们党的队伍里，没有谁比其他的同志更重要。任何一个干部都不能欺压普通党员与战士，更不能以对待敌人的方式对待自己的同志。这就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善德，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基本标准。第二，因为共产党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在法律之上，还有针对党员的党的纪律。“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平民杀人，是犯了死罪，而党员和党的干部枪杀自己的同志，这从根本上违背了党的宗旨，违背了党的纪律，因此，黄克功犯的是不容赦免的“大罪”。

　　72年前，一个伟大的中国人，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城邦”——延安，以如下简短的话，一举地抓住了《政治学》一书的实质。

　　毛泽东同志指出：

　　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张思德同志就是我们这个队伍中的一个同志。……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中国人民正在受难，我们有责任解救他们，我们要努力奋斗。要奋斗就会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

　　《中国共产党章程》指出：“加强组织纪律性，在党的纪律面前人人平等。”《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指出：“党纪面前一律平等，对于违反党纪的党组织和党员必须严肃、公正执行纪律，党内不允许有任何不受纪律约束的党组织和党员。”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体现了“善政”的实质——政治先锋队的思想。毛泽东同志以《为人民服务》这篇光辉文献，发扬了《政治学》这部经典的要义。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到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等在内的经典著作，并指出“一个重要感受就是这些著作都是时代的产物，都是思考和研究当时当地社会突出矛盾和问题的结果”。我们中国共产党就是在不断实践的基础上解决矛盾和问题，推动发展和理论创新。党的十八大以后，党中央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集中反映了我们党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极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发展观：“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提出，对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提供了强力保障，尤其是全面从严治党，更是我们党巩固执政地位、走在时代前列、肩负历史使命的关键所在。（作者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