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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诗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

邹诗鹏 //m.auribault.com 2014-04-30 来源：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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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世纪中叶以来，民族主义席卷全球，其结果是以现代民族国家为基本政治单元的现代世界格局。这一格局在很大程度上乃马克思主义运动所产生的世界历史效应。如果说西方现代民族国家体系乃是受马克思主义反向刺激的结果，那么，东方社会主义国家，则是马克思主义与东方民族各自独特的民族解放、国家独立及其现代化事业直接结合的结果。现代中国作为民族国家的建构，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其实践的题中应有之义。这一历史实践，连同其略显复杂的当代境况，值得阐述。

　　一

　　马克思的学说在何种程度上与民族国家发生关联，值得探究。在马克思那里，民族虽然也是一个社会实体，但不像阶级、国家等只是政治性的社会实体，民族还有其人类学的固有属性及其多样性。马克思显然是重视民族多样性的。正是基于这一点，马克思十分关注东方社会独特的发展道路，强调应尊重东方民族对于现代发展道路的自主选择。马克思对西方资产阶级民族的批判，直接蕴含着对东方民族的价值关怀，在马克思那里，非西方民族作为被压迫的民族及其阶级，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必然要求实现民族与国家的解放与独立。

　　马克思虽然没有论证多民族国家，但马克思对古典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双重批判，即体现了对单一民族国家观以及自由主义多民族国家的批判，而马克思以人类社会取代市民社会的未来社会构想，即蕴含着相应的多民族国家形式。在马克思那里，欧洲民族国家与欧洲资产阶级具有同构性，因而马克思对资产阶级历史性质及其局限性的判定，实际上又蕴含着对欧洲自由主义的多民族国家的批判。在马克思的人类解放构想中，人类社会中的被压迫的阶级及民族，才是未来世界的历史主体。在这样的视野中，马克思把非西方民族看成是当然的解放主体。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上，马克思主义在西方与东方呈现出不同的历史效应。对西方而言，马克思主义之后是西方自由主义的多民族国家体系的建立以及西方中心主义的持续巩固，在那里，马克思主义所批判的资产阶级国家，在汲取马克思的批判资源并建立起西方现代多民族国家体系时，也同马克思主义疏离开来且对立起来。对东方而言，马克思主义的人类解放思想成为落后民族国家实现民族解放与国家独立的当然理据与指导思想，因此，东方世界的现代民族主义运动及其多民族国家建构，与马克思主义更具亲和性。马克思主义运动由此实现其东扩进程。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显然从属于这一历史进程，并构成了其中的典范。

　　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直接体现为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

　　现代中国之所以拒斥自由主义并选择马克思主义，是由中国传统、近代中国的世界处境以及现代中国民族国家建构的历史任务所决定的。中国不同于欧洲，欧洲在文化传统、地缘、地理、人口以及政治上具有多个中心，因而“分”是基本传统而“合”虽常成一时之态但终究是理想，近世以来的工商业及资本主义更是多个民族国家的分治格局。而中国则是以中原农业文明为中心、以儒家为文化主干、多民族同时共享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东方古老国家。这是一个以中华传统为核心认同、以“和”与“合”为核心理念的文明体，其政治意识中包含着古老的社会主义传统而不是自由主义及资本主义传统。在中华民族认同中，没有、也不可能接受所谓单一民族国家观念。以西方民族国家主导的近代世界，不可能给中国“分享”资本主义的外部空间，反而通过武力与资本的强力输出，使中国沦为西方及其帝国主义进行海外掠夺与扩张的殖民地及半殖民地空间。因此，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注定不能依赖于西方资本主义及其民族国家建立的既有路径。事实上，试图以西式自由主义的民族国家建构为典范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革命只能是不彻底的革命，无论单一民族国家还是自由主义的多民族国家，在中国现实历史中都是不可能的。由此，作为内在地超越西方资本主义及其民族国家观、并蕴含着非西方关怀的现代思想，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主体资源。

　　马克思主义是通过俄国革命而传入中国的。十月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第一个社会主义性质的多民族国家。苏联通过马克思主义及社会主义实现了多民族国家的整合，这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典范。但中国有自己的多民族整合传统。历史地说来，中国既不可能像近代欧洲那样区分为各自独立的民族国家体系，也不必像苏联那样不得不通过建立加盟共和国，以缓解境内民族矛盾，现代中国通过社会主义进一步巩固和集聚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传统。一百年前，中国国势渐衰、外强欺凌，且国内各自为政、一盘散沙，当时自由主义的民族国家建构方略也曾颇有市场。但是，随着对中国传统及其现实的深入把握，随着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觉，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越来越明确地意识到，当以中华民族固有的多民族统一传统为基础，实现中国民族国家的现代重构，而立足于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创立的历史实践学习并转化马克思主义，也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当然理据。当毛泽东在延安时期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即已经形成了中华统一多民族国家建构的基本政治构想。新中国确立人民共和国政体而不是联邦共和国政体，使这一构想得以巩固为政治制度。人民共和国对内强调各族人民当家作主、共生共荣，对外主张独立自主，注重与广大非西方世界及其发展中国家结盟。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世界形势的新变化，毛泽东适时提出了“三个世界”理论，在“三个世界”框架中，中国被定位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这显然更益于巩固自身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结构及其稳定团结的局面。现代中国多民族国家建构的实践，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与民族理论。

　　三

　　进入新世纪，新自由主义依托于资本、技术、军事以及地缘等优势，强化了其帝国性质，与此同时也带来全球民族国家体系新一波的震荡。开放的世界态势下，来自于境外右翼敌对势力对中国分裂及其恐怖活动的支持愈发显著。对内而言，三十多年快速发展的同时，也积累了一些矛盾，其中既包括民族本身的矛盾，也有其他如经济、民生、宗教、社会问题在民族问题上的折射与反映。总之，全球化及开放时代中国民族国家建构本身更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面临的时代课题，须有确当的立场与方略。

　　第一，正确认识并推进现代中国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建设与认同。世界历史时代各民族国家的建构都是一个持续推进和完善的过程，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在全球时代更是如此，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的民族国家建构，尤其如此。现代中国诉诸马克思主义完成了相对封闭状态的民族国家建构，但是，开放世界的民族国家建构，依然是迫切而严峻的任务，可谓任重而道远。而网络化及跨国资本主义等语境又形成了种种后民族国家或非民族国家观念，这些似是而非且天真幼稚的观念，对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合理建构，尤其是对青少年一代的价值观，已经构成了冲击和威胁，不容小觑。全球化格局下，民族利益与国家利益，更是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必须持有基本立场。

　　第二，确信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基本传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持有自信。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传统是现代中国多民族国家建构的基础，中国的多民族国家模式，也不可能是自由主义的多民族国家模式，而必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多民族国家模式。中国的多民族国家模式拒斥自由主义，但并不意味着拒斥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等现代文明的基本价值与理念。事实表明，这些价值与理念更应当成为、并且正在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国家建设的基本价值与理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直接推进了中国多民族国家的现代建构，并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一成就本身就已经成为解决现阶段诸多民族问题、推进民族发展的基础。解决各民族的民生及其发展问题，推进民族国家的建构与认同，显然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能力的题中应有之义。

　　第三，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民族国家建构，理应在遏制新自由主义之全球扩张、承担应有人类责任方面产生积极作为与影响。新自由主义的持续推进，是近几十年全球范围内民族宗教矛盾冲突频发、恐怖主义多发的最重要原因，甚至有可能带来世界秩序的新的动荡与灾难。中国道路显然不能从属于新自由主义的全球空间，而应当在克服资本逻辑、实现社会的公正正义、推进人的全面发展方面形成实质性作为。中国走的是和平主义的现代发展道路，因此，对外不称霸，推进世界各民族的共同发展，共襄人类进步、和平与文明事业，对内尊重各民族的差异与多样性，促进各民族共同发展，乃中华多民族国家建设的内在要求。多民族国家的建构绝非国家主义，更不是强国家主义或帝国主义，对此应有清醒的意识。合理的理解是，中国道路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直接意味着通过中国民族性方式所显现的人类解放道路。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哲学学院）

编辑：尹盼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