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苗的历史：技术、疾病与挑战

苏静静

2020-04-16 08:19:39　来源：光明日报

　　4.下一个消灭的疾病：脊髓灰质炎

　　2017年热映的电影《一呼一吸》（Breathe）再现了20世纪40—50年代的一场脊髓灰质炎（又称小儿麻痹症）浩劫，在这场流行中，人类最早的机械呼吸器，也就是“铁肺”，被广泛地应用。脊髓灰质炎病毒会侵入神经系统，导致肌肉变性、麻痹，甚至有时会因窒息死亡。美国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就因在39岁时罹患脊髓灰质炎而导致双腿瘫痪。为了帮助控制脊髓灰质炎在美国的恶化，他在1938年建立了国家脊髓灰质炎基金会。

　　在这个基金会的资助下，美国医学家乔纳斯·索尔克（Jonas Salk，1914—1995）开发出了经注射的灭活脊髓灰质炎疫苗。1954年，他成功开展了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双盲临床试验，近180万儿童参加了试验。然而不久，1955年的“卡特尔事件”（Cutter Incidence）大大削弱了人们对这种疫苗的信心。约20万名儿童接种了加利福尼亚州卡特尔实验室制备的两批灭活疫苗，由于生产不完备，疫苗中混入了未完全灭活的脊髓灰质炎病毒，70000人肌肉萎缩，164名儿童偏瘫，10人死亡。巨大的争议引发了疫苗生产和安全性的重大改革。

　　同样在这个基金会的资助下，阿尔伯特·沙宾（Albert Sabin，1906—1993）研发出了“价格便宜、接种方便”的口服减毒性活病毒疫苗。沙宾在不少受试者身上进行了试验，包括自己的家人和监狱囚犯。后来在苏联开展了大规模的接种，大约1000万儿童参加。这种疫苗取得了巨大成功，沙宾也因此获得了1965年的诺贝尔医学奖。不过，索尔克和沙宾一直处于针锋相对的竞争关系，成为医学史最大的纷争之一。截至20世纪60年代初，沙宾的口服脊髓灰质炎疫苗（OPV）在多数国家成为标准疫苗，并被纳入常规接种。

　　1988年，WHO通过了在2000年消灭脊髓灰质炎的决议。当时，脊髓灰质炎在五个区域的125个国家都属地方流行性疾病，截至2002年，WHO三个区域（美洲区、西太平洋区和欧洲区）已经证实消灭脊髓灰质炎，有望成为下一个被彻底消灭的疾病。

　　2019年10月24日，在世界脊髓灰质炎日（10月24日）到来之际，世界卫生组织通过全球消灭脊髓灰质炎（脊灰）证实委员会正式宣布Ⅲ型脊灰野病毒已在全球范围内被消灭。这是继全球消灭天花和Ⅱ型脊灰野病毒之后，人类公共卫生史上又一项历史性成就，这意味着全球三种不同型别的脊灰野病毒中，Ⅱ型和Ⅲ型脊灰野病毒已经被彻底消失，仅剩Ⅰ型还存在野毒株导致的脊灰病例。世界卫生组织继续倡议全球不能停止努力，并促请所有利益攸关方和合作伙伴坚持消灭脊灰根本方针策略，直至最终取得成功。

　　5.应对狡猾的病毒：流感疫苗

　　据WHO统计，流感季节性流行在全球每年导致5%~10%的成人和20%~30%的儿童罹患，300万～500万人重症，25万～50万人死亡。

　　1918—1919年神秘暴发又神秘消失的流感大流行，造成了全球5亿人感染，5千万人死亡。这次流行又称为“西班牙流感”，但并不是因为最初出现在西班牙，而是因为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各国担心疫情会引起民众的恐慌和反抗，纷纷控制媒体隐匿疫情，而西班牙不是交战国，政府没有对新闻报道出版进行审查，是第一个正视并真实公布疫情的国家，结果所有被媒体蒙蔽的其他国家民众却因此认为瘟疫是从西班牙起源的，而称之为“西班牙流感”。

　　20世纪40年代，科学家们确定了流感病毒，并开始大量生产流感疫苗，同时他们也认识到这种疾病的复杂性。数据显示，流感疫苗存在明显的“脱靶”现象，其效力基本在70%～90%。而很多时候流感疫苗的效力不足60%，甚至有些年份会降到10%。这是因为流感病毒每隔几年就会发生变异，产生新的毒株，发生“抗原漂移”或“抗原转换”，不同毒株之间并不会产生交叉免疫力，而我们不能预知未来里会有哪种“新型”流感毒株出现。只有通过小心的监控，每年生产新的疫苗，才能为季节性流行的病毒株提供保护。为此，WHO每年会组织两次讨论和分析，根据全球流感监测网络（包含13个WHO流感参比实验室，其中北京1个香港2个）收集全球流感流行情况，预测流感流行趋势，从而推荐适合本年度流感疫苗生产的毒株。目前，各界仍在寻找新的技术来增加流感疫苗的可及性，以应对下一次的世界大流行。

　　6.疫苗悖论：越是需要，越得不到

　　如今，有25种高危险性的疾病可以通过有效的疫苗得到预防。疫苗靶向在未来有望从传染性疾病拓展到自体免疫性疾病、过敏反应、胰岛素依赖性糖尿病以及老化、高血压和癌症等慢性病。

　　然而，尽管疫苗的开发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全球主要的疾病杀手，比如疟疾、艾滋病，依然没有任何一种达到商业生产阶段的有效疫苗，艾滋病病毒突变之快更是让科学家伤透了脑筋。

　　随着疫苗开发种类的增加，一幅不平等的图画也展现在世人面前，一方面，制药公司已经开始将疫苗研究的方向转向自体免疫性疾病、过敏反应、胰岛素依赖性糖尿病以及老化、高血压和癌症等慢性病；而另一方面，世界上有十多种“被忽视的热带病”，包括盘尾丝虫病、非洲锥虫病和致盲性沙眼等等，这些疾病带来了巨大的疾病负担，影响着超过10亿人口的生活和生命，这些人大多分布贫困线以下的国家，尤其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然而，这些疾病大都没有疫苗。

　　再以针对肺炎球菌和轮状病毒的儿童疫苗为例，一方面，在卫生条件较差的低收入国家，五岁以下儿童死于肺炎球菌病和轮状病毒感染的风险远高于高收入国家，而由于这些国家的卫生服务基础设施匮乏，甚至缺失，疫苗却恰恰又是无法负担和不可企及的。“非洲脑膜炎带”便是令人心痛的证据，尽管纯化的、对热稳定的、冻干流脑疫苗早已问世，但流行性脑脊髓膜炎依然在从西部塞内加尔到东部埃塞俄比亚的非洲地区周期性肆虐，病死率高达10%～50%。

　　疫苗接种的覆盖率问题也依然任重而道远，以百日咳、白喉、新生儿破伤风三联疫苗为例，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数据，2018年全世界仍有14%的儿童未能接种或接种不完全疫苗，1350万未接种，590万接种不完全，其中60%集中于十个低收入国家。

　　纵观医学和疾病的历史，疫苗的广泛使用对于降低儿童死亡率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背后离不开医学科学的进步和医疗资源的合理分配。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有必要解决世界上最贫穷和最脆弱的人群所面对的问题。

　　（作者：苏静静，系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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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迟语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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