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上人间：“阿波罗”登月的多重解读

张茗

2019-07-19 10:49:12　来源：文汇报

“合适的人、错的性别”：女性与“阿波罗”登月

　　与苏联把宇航员定位为普通人不同，美国国家宇航局认为只有强壮的男性体格和男子汉气概才能彰显美国的强大和例外主义。因此，在挑选第一批宇航员时，美国宇航局要求所有候选人必须拥有工程学学位并有担任军队喷气机试飞员的经历。由于直到20世纪50年代前后美军才进入喷气机时代，而1944年以后美军就不再招募女性试飞员，女性从一开始就被排除在宇航员候选人之外。因此，从1959年4月宣布的美国第一批宇航员——著名的 “水星7人组”（Mercury Seven），到1969年8月宣布的“阿波罗”登月时代最后一批宇航员，7批共73名宇航员无一例外全是白人男性。

　　虽然从结果看，“阿波罗”时代没有产生女宇航员，但这并不意味着女性没有为此而努力。1959年，贝蒂·斯凯尔顿（Betty Skelton）、露丝·尼科尔斯（Ruth Nichols）和杰拉尔丁·科布（Geraldyn“Jerrie”M.Cobb）3位女飞行员先驱分别参加了3项不同的女宇航员体格测试。1960-1961年间，包括科布在内的25名女飞行员又参加了名为“太空项目中的女性”的体格测试。尽管她们表现出色，有13名女飞行员通过了第一阶段“水星”宇航员体格测试，科布更是通过了“水星”宇航员全部测试，但在男性主导文化仍居主流的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女性向成为宇航员发起的冲击终因“错误的性别”铩羽而归。

　　反对女宇航员的声音主要来自三个层面。社会文化层面上，在1962年7月美国众议院关于女性是否可以成为宇航员的特别听证会上，美国太空轨道飞行第一人约翰·格林（John Glenn）表示，女性不在这一领域是美国社会秩序的一个事实。男人们出门、打仗、把飞机开出开进，并帮助设计、建造和测试飞机。这一领域可能不欢迎女性。政治层面上，反对者宣称，在登月竞赛中打败苏联人是压倒一切的首要目标，资助女性进入太空不仅将消耗登月竞赛所需的资金，而且可能延缓“阿波罗”项目推进的步伐，干扰美国国家宇航局实现在1970年前把人类送上月球的目标。另外，对女性的性别歧视依然根深蒂固，把女性的作用定位为愉悦男性乃至“物化”女性的观念仍然普遍。在回答女性成为宇航员的可能性问题时，冯·布劳恩（Weiner Von Braun）竟然回答美国国家宇航局“仅为娱乐设施预留了110磅的载荷”。而“阿波罗13号”传奇宇航员吉姆·洛弗尔（Jim Lovell）更是轻浮地调侃：“我们将把女人送入太空，以在地球上相同的方式、基于同样的目的使用她们。”

　　尽管如此，女性仍然为”阿波罗“登月的成功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麻省理工仪器实验室的玛格丽特·汉密尔顿（Margaret Hamilton）等女性作为“人肉计算机”，撰写并测试了“阿波罗11号”指挥舱和登月舱计算机的软件；兰利中心被称为“有色计算机”的凯瑟琳·约翰逊（Katherine Johnson）等黑人女性则为“阿波罗”登月任务计算了任务路线。而在“阿波罗”时代折戟的美国女性飞天之梦在航天飞机时代也终于迎来转机。1983年6月，萨莉·赖德（Sally Ride）作为“任务专家”（mission specialist）成为美国第一位进入太空的女性宇航员。1995年2月，艾琳·柯林斯（Eileen Collins）成为美国第一位担任驾驶任务的女宇航员（pilot astronaut）。

　　虽然“阿波罗”时代美国女性飞天的梦想没能成真，1958-1970年间女性也仅占美国国家宇航局技师和工程师的2-3%，但女性在太空探索领域的努力和成就并没有被遗忘。为纪念约翰逊等为“阿波罗”登月做出重要贡献的女性，2019年6月12日，美国国家宇航局总部大楼前的E街第300路被命名为“无名英雄路“（Hidden Figures Way）。美国当下的重返月球项目也凸显出前所未有的女性气质：不仅以“阿忒弥斯”（Artemis）——希腊神话中的月亮女神、太阳神“阿波罗”的孪生姐姐命名，而且为了实现第一位女性登月的突破，还计划派遣一男一女两名宇航员执行2024年首次登月任务。

穷人运动：黑人与“阿波罗”登月

　　为了应对日益严重的贫困

　　问题、特别是黑人贫困问题，美国总统约翰逊在1964年1月宣布“无条件向美国贫困开战”。不过，在美苏太空竞赛白热化的背景下，“阿波罗”项目可以大手笔砸钱，向贫困开战的投入却捉襟见肘。如果说在“阿波罗”时代女性主要为争取成为宇航员的平等机会而努力，贫困黑人则为争取更多的联邦预算和媒体关注而抗争。通过在肯尼迪航天中心抗议、在休斯顿模拟登月舱旁静坐、在华盛顿特区抵制“月球漫步”联邦假期、在洛杉矶和曼哈顿为登月归来的宇航员举行的豪华国宴和彩带游行上进行非暴力示威，贫困黑人借助“阿波罗”项目提供的机会和平台得以让“看不见的穷人”发言、现身。其中1969年7月15日黑人牧师拉尔夫·拉伯内西（Ralph Abernathy）领导的“穷人运动”在肯尼迪航天中心的抗议尤具戏剧性。

　　在“阿波罗11号”发射的前一天，25个美国南方贫困黑人家庭在拉伯内西的率领下，赶着两架骡车、唱着20世纪60年代最著名的民权运动歌曲《我们终将胜利》，手挽着手来到肯尼迪航天中心西门抗议示威。以近处骨瘦如柴的骡子和远处高耸入云的“土星5号”火箭为背景，拉伯内西虽然对美国太空成就和三位即将踏上登月之旅的宇航员的英雄主义表示感动，但又指出还有1/5的美国人没有足够的食品、服装、医疗和住房，而美国政府对此却无所作为。他断言：“从今天我们可以继续迈向火星、木星乃至抵达天际，但只要种族主义、贫穷和饥饿仍在地球上肆行无忌，我们作为一个文明的国家已经失败了。”对此，美国国家宇航局局长潘恩（Thomas O.Paine）回应称，相比巨大人间疾苦，美国国家宇航局所取得的伟大技术进步不过是孩童的游戏。他表示，“如果不按下明天把人类送上月球的按钮就可以解决美国的贫困问题，我们就不按……我希望你们的骡车能搭上我们的火箭，利用太空项目鞭策美国大胆应对其他领域问题。”

　　骡子与火箭、穷人运动和“阿波罗”登月在肯尼迪航天中心奇特交会，以极其夸张的方式凸显了“美国技术能力与社会不公之间悲剧性的、不可原谅的鸿沟”。美国国家宇航局把“阿波罗11号”视为美国太空探索的里程碑，而在贫困黑人眼里，“阿波罗11号”却被视为“向着错误的方向迈进的一大步”。在“阿波罗11号”登月过去仅仅两个星期，有感于白人在登月、黑人陷沟渠，女活动家、黑豹党成员琼斯（Bernice Jones）就撰文抨击，美国一年花费3个多亿美元用于太空竞赛，却不愿每月拿出300块钱来确保其黑人社区过上体面生活。

　　为了响应约翰逊总统的“向贫穷开战”，美国国家宇航局从1965年开始通过“技术利用项目”向产业界发放专业出版物，从1970年开始出版面向普通公众的《衍生品》（Spinoff）。与此同时，为了平息不关心社会疾苦的批评、重获公众支持以及从国会争取更多预算，美国国家宇航局还开始探索利用太空技术解决废水处理、空气污染、住房紧张等城市问题，特别是黑人城市社区问题。不过，由于其“向贫穷开战”更多是即兴行为而非持久努力，作秀成分大于实际行动，从结果看并不成功。在严重的贫困问题面前，无论是“阿波罗”项目的口号“失败不是一个选项”，还是“如果我们能够把人类送上月球，为什么我们不能做……”的说辞，都显得无能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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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张苇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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