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是记录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论汇编，全面生动地呈现了孔子的思想。阅读《论语》，我们能深深感受到孔子身上的文化使命感。孔子有“从周”情结，推崇周文化。他认为，周朝的礼仪制度在借鉴夏商二代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灿烂光辉。孔子一生致力于复兴周文化，传承文明，开拓创新，开创了影响中国最为深远的儒学。
　　在孔子生活的春秋时期，礼坏乐崩，天下纷乱。孔子痛心疾首，决心担当起维护周朝礼乐制度、复兴周文化的使命。孔子提出“仁”的概念，认为“仁”的基本涵义是“爱人”，但根本涵义是“克己复礼”，即修身养性、恢复周礼。孔子认为周文化还可以传承数百年乃至数千年。弟子子张曾请教孔子，十代以后的礼仪制度是否可以知晓。孔子认为，殷商继承夏代的礼仪制度，所去除的和增加的内容，是可以知道的；周朝沿袭殷商的礼仪制度，所去除的和增加的内容，也是可以知道的。假若继承周朝的礼仪制度向前发展，即使是100个朝代后，也是可以知道的。孔子非常敬重先贤周公，因为周公制礼作乐，为周代乃至华夏文化奠定了基础。他在鲁国开创私学，教授学生，出任过鲁国大司寇，后带着学生周游列国14年，晚年专心著书立说，为自己的理想奋斗了一生。
　　孔子身上有强烈的传承周文化的使命感，这种使命感在他周游列国时的两次遇险中生动地呈现出来。一次，孔子经过匡地，由于孔子与同是鲁国人的阳虎长得有些像，匡地的人把孔子当成了伤害过他们的阳虎，将他抓了起来，拘留了五日。弟子们很担忧，孔子泰然自若地感叹道：“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孔子认为，自己是继周文王之后周文化的集大成者。如果上天要消灭周文化，就不会让自己掌握；如果上天不想消灭周文化，匡人是害不了他的。类似的经历在周游列国中还有一次，孔子一行经过宋国时，孔子在一颗大树下给弟子们讲课。宋国的司马桓魋想杀孔子，派人拔掉那棵大树。弟子们劝孔子赶快离开，孔子淡定地说：“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孔子认为上天把德行降生在他身上，桓魋是不能拿他怎么样的。孔子带着自己的学生，颠簸于各个诸侯国之间，遇到过各种艰难险阻，他总能带着学生克服困难，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其文化使命感的支撑。
　　正是孔子身上这种舍我其谁的文化使命感，促使他如饥似渴地学习和传承周文化，而对周文化的学习和掌握，又加强了孔子的文化使命感。极为好学是孔子的显著品质。孔子曾自豪地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孔子向先贤、同时代学者甚至民众学习，他认为“三人行，必有我师”。韩愈在《师说》这篇文章里讲，圣人无常师。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孔子评价自己的学问时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孔子虽然说自己是“信而好古，述而不作”，但事实上，他做了很多学问，删定《诗》《书》，作《易传》、写《春秋》，为文化的传承作出了巨大贡献。孔子推崇周文化，但他并不一味因循守旧，而传承中创新，成为影响中国文化最重要的人。孔子赋予了“君子”以道德的内涵，自孔子开始，“君子”从贵族、统治者的本义逐渐转变为道德高尚的人。孔子提出并系统阐释了“仁学”，开创了儒学。
　　一生谦逊的孔子是“温良恭俭让”的典范，他曾自谦道：“若圣与仁，则吾岂敢？”孔子周游列国时，走到卫国边境一个叫“仪”的地方，这里的地方长官非常喜欢拜访君子，孔子这样的知名大贤来到他这个地方，他当然要去拜访。这个长官跟孔子交谈完，出来后对孔子的弟子们说，你们不用担心理想不会实现，天下无道已经很久了，“天将以夫子为木铎”，预言孔子将成为天下的导师。这个长官的预言没有错，事实上，文化使命感强烈的孔子，一直有清醒的自我认知。孔子晚年病重时，弟子子贡来看他，孔子吟唱道：“泰山坏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孔子这是遗憾自己没能在有生之年复兴周文化，也是在指自己即将离去。孔子没有自夸，他的确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泰山”“梁柱”和“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