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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帝国时代埃及社会的混合特性

［英］多米尼克·拉斯邦 //m.auribault.com 2014-02-26 来源：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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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出自埃及特布突尼斯的木乃伊肖像，系一对母子。

　　在罗马帝国史研究中，一个很有争议的主题是“罗马化”，即罗马的臣民在多大程度上、如何和为何会接受罗马文化。学者们的观点反映了当代的形势。根据旧殖民主义者的看法，罗马人拥有一种让他们的“蛮族”臣民城市化和文明化的使命感。但是，后殖民时代的思路则寻求臣民对罗马的抵抗。如今，考虑到我们对多元文化的兴趣，西方学者开始主张一种创造性混合的观点，即当地的社会选择罗马文化中他们喜欢的成分，并把它们与土著的文化融合，从而创造出一种混合型的新文化。学者们过去一般认为，罗马化没有触及东方希腊人文化的城市社会，忽视了埃及，因为他们宣称，埃及是行省中的例外。这些看法如今正在发生变化。事实上，埃及之所以“例外”，是因为它是罗马帝国中我们唯一拥有成千上万份书写在纸草上的文献的地区，而且有大量物质文化方面的考古材料。它们表明，到公元1世纪中期，也就是公元前30年罗马吞并埃及后三代人左右的时间里，一种受到罗马影响的、不同的混合型行省文化正在埃及兴起。

　　笔者所使用的系列文献，或曰“档案”，出自一位名叫鲁基乌斯·庞培乌斯·尼格尔的罗马士兵。如果与汉帝国比较，罗马帝国仅有很少的中央官员。在各个地区，罗马人都依靠当地的精英，让他们在罗马监督下管理当地人自己的共同体。作为合作的回报，罗马人规定并授予当地精英某些特权。可是，即使是在“元老院”行省中，当地也有若干支罗马军队为民政官员提供支持，因此，士兵们是大多数罗马臣民与罗马统治最为普通的直接接触者。军队既从行省也从罗马人中征募。鲁基乌斯·庞培乌斯·尼格尔加入了驻扎亚历山大里亚的第二十二军团。可能在公元19年入伍，公元45年退伍。当他们的父亲公元31年去世时，他与自己的三个兄弟签订了一份协议。在协议中，他们答应支付制作其父木乃伊的费用。这份协议显示，庞培乌斯最初的名字叫佐伊罗斯，来自奥克塞林库斯城一个显赫的家庭。庞培乌斯之类的行省兵都获得了一个罗马人名字，而且他们需要学习拉丁语。士兵们也学会了罗马人处理事情的习惯。另有一份纸草文书显示，当庞培乌斯还是一名士兵时，他就把利用私人银行放贷作为副业。这样，士兵们就在帝国中传播了一种共同的罗马风格的商业文化。此外，因为罗马士兵服役时不得婚配，他们就和当地的妇女同居。可是，他们的孩子常常无法得到罗马公民权，因此在老兵们定居的乡村中，我们能够看到众多有着罗马人父亲和罗马名字的人，而他们在法律上是当地人。

　　托勒密时代，埃及是中央集权的君主国。每个“诺姆”（长期以来，埃及被划分为40个诺姆或曰“郡”）的主要城市都驻有国王的官员，但无地方政府。罗马人利用古老的希腊人城市（希腊语叫波利斯）和乡村（科拉）模式，引入了一种更加“行政的”结构。他们把埃及领土分为两个类型。首先，亚历山大里亚是城市，埃及其余地区为乡村；亚历山大里亚人和罗马公民一样，免征新开的罗马人头税，而乡村所有人都需要支付，无论他们实际源自哪个种族，都被称为“埃及人”。其次，罗马人把每个诺姆的首府称为“母城”，其居民则称为“城市公民”，支付得到部分减免的人头税。在这些城镇中，罗马人还创造了一种名为“来自健身房的人”的特殊分子（有时也称“卡托伊科伊”，即托勒密时代军人的称谓）。母城公民与“来自健身房的人”之间的区别，我们至今仍未真正弄清。可是，这些人显然为每个诺姆提供了地方官员，城镇开始作为波利斯即自治城市行事。

　　庞培乌斯·尼格尔有一个女儿名叫赫伦尼娅，她与拥有希腊特色名字的亚历桑德罗斯结婚，迁居阿尔西诺伊诺姆。公元64年，庞培乌斯从一位名为陶巴斯的妇女那里接到不好的消息，他的女儿赫伦尼娅在法奥菲月9日早产后病故了。像她祖父一样，赫伦尼娅被制成木乃伊。木乃伊制作是埃及悠久的传统，但在法老时代，主要限于少数精英，过程复杂而昂贵。罗马时代，它变得更加简单且便宜，传播到范围更大的精英阶层。与埃及相反，希腊罗马的传统是火葬，但这里发生了一些微妙却重要的变化。传统上，木乃伊面部的涂画是非常标准化和理想化的。在赫伦尼娅生活的时代，有些家庭转而对描绘在木料上的木乃伊像填入真实的肖像，这一点显示了罗马风俗的影响。在罗马人的家里，会展示非常写实的祖先肖像，出自特布突尼斯的两具木乃伊是这种趋势的典型代表。妇女的头像和宝石模仿帝国时代妇女的流行风格，说明最新潮的罗马时尚，即使没有报刊和互联网，也能在帝国范围内传播。

　　书面的和物质文化的证据所揭示的，是罗马对埃及的统治如何改变着埃及社会的性质，尤其是在地方的精英阶层中。有些变化是罗马强加的（士兵和人头税），有些源自法老和托勒密时代的老传统（诺姆、神灵和木乃伊制作）。但到公元1世纪中期，罗马时代埃及的文化是一个特殊的混合类型，其中当地的发展与罗马的影响同样重要。关于这个过程的复杂性和地区多样性，我们的认识还处于起步阶段，可供思考与再思考的新旧证据十分充足，我们需要的是更多的兴趣和想象。

　　（作者系伦敦大学国王学院教授；此文为作者在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讲座，晏绍祥译）

编辑：尹盼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