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这样大的理论问题，他在1956年知识分子会议上的讲话中说：

　　搞社会主义不能使羊肉不好吃，也不能使南京板鸭、云南火腿不好吃，不能使物质的花样少了，布匹少了，羊肉不一定照马克思主义做，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羊肉、鸭子应该更好吃，更进步，这才体现出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进步，否则我们在羊肉面前就没有威信了。社会主义一定要比资本主义还要好，还要进步。

　　毛泽东的文章开创了政论文从未有过的生动局面，工人农民看了不觉为深，专家教授读了不觉为浅。他是乡间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又是战火中锻炼出来的领袖。在学生时期，他就受过严格的古文训练，后来在长期的斗争生涯中，一方面和工农兵厮磨在一起，学习他们的语言；一方面又手不释卷，和各种书（如文学书籍，小说、诗词、曲赋、笔记）缠裹在一起，须臾不离。他写诗、写词、写赋、作对、写新闻稿和各种报告、电稿。所以他的文章典雅与通俗共存，朴实与浪漫互见。其语言熔古典与民间、政治与文学于一炉；时常有乡间农民的口语，又能见到唐诗、宋词里的句子；忽如老者炕头说古，娓娓道来，又如诗人江边行吟，感天撼地。

　　下篇

　　也许有人不禁要问：毛泽东为什么能写出这样精彩的文章，有什么秘诀吗？其实，不是什么秘诀，是规律，是大白话。如果好算是秘诀的话，主要有三条：一是多读书；二是不脱离实践；三是不偷懒，亲自写。

　　第一个原因是多读书。

　　毛泽东读书有这样几个特点：

　　一是读得多。他自述其学问，从孔夫子、梁启超、拿破仑到马克思，什么都读。现在，庐山图书馆还保存有他在庐山会议期间的借书单，从《庐山志》《昭明文选》《鲁迅全集》到《安徒生童话》，内容极广。

　　二是读书已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在井冈山、延安时期找不到书，他派人到敌占区买。那时八路军驻西安、武汉、重庆等办事处，都有一个任务，就是给延安买书。解放后他出差，随身的行李首先是一个大的木头书箱。他的住处名“菊香书屋”，藏书9万册。他睡一个大木床，有半个床堆满书，就这样常年伴书而眠。而且为了方便看书，有两个床腿还垫高一拳头，床面左右倾斜。晚年，他患眼疾近乎失明，就专从北大请一个教师来给他读书。他在延安时说过：“我要能再活10年就一定要学习9年零359天”。他去世的前一天，全身插满管子，醒过来就看书。最后一次阅读是去世前7小时。

　　三是认真读，研究，辨析，写了大量笔记、批注。如1958年刘少奇谈到贺知章的诗《回乡偶书》：“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以此来说明唐代在外为官不带家眷。他为此翻了《旧唐书》《全唐诗话》，然后给刘写信说：

　　唐朝未闻官吏禁带眷属事，整个历史也未闻此事。所以不可以“少小离家”一诗便作为断定古代官吏禁带眷属的充分证明。自从听了那次你谈到此事以后，总觉不甚妥当。请你再考一考，可能你是对的，我的想法不对。睡不着觉，偶触及此事，故写了这些，以供参考。

　　这里引出一个问题：一个领袖首先是一个读书人，一个读了很多书的人，一个熟悉自己民族典籍的人。一个不会自己母语的公民是不合格的公民，一个不熟悉祖国典籍的领导者是不合格的领袖。毛泽东文章中引用了大量的典故，仅《毛泽东选集》四卷中共引用成语、典故342条。

　　第二个原因是不脱离革命实践。

　　他的文章是用血与火写成的，是中国革命的写照。从1921年建党到1949年建国，凡是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经历的大事，毛泽东的文章中几乎都写到了。如大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第一次内战时期的根据地斗争（《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对日斗争（《论持久战》），解放战争时期推翻蒋家王朝的斗争（《将革命进行到底》）。甚至一些重要的事件都有专门文章。如西安事变、皖南事变、重庆谈判。从建党到建国，他参与了中国革命的全过程，这是一个最波澜壮阔的时期。所以，他的文章不像马恩那样是纯理论，也不像中共的早期领袖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那样还不脱文人相，他深入到军事、政治活动中又与工农更密切地接触。这既丰富了他的思想，也丰富了他的语言。

　　第三个原因是亲自动手。

　　不管什么样的天才，读了多少书，经历了多少活动，你要转化为文章，还是得亲自去写，多写，常写，熟能生巧，逐渐掌握规律。毛泽东特别强调领导亲自动手。他在1948年草拟的《关于建立报告制度》一文中要求：“各中央局和分局，由书记负责（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1958年《工作方法六十条》第38条规定：“不可以一切依赖秘书”，“要以自己动手为主，别人辅助为辅”。

　　毛泽东的一生是写作的一生，他用笔杆子打天下，写公文、论文、新闻，几乎用尽了所有的文体。毛泽东在西柏坡期间，一年时间亲手拟电报408封，指挥了三大战役，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现在，西柏坡纪念馆将这些电报装饰成一个大走廊，是一个很壮观的时光隧道，我们走在其中，又回到了那个岁月。读书、革命、写作这是毛泽东三位一体的人生。

　　近年来，我们党对领导干部提出了改文风的要求，提倡“短、实、新”，去除“假、大、空”。其实，在此方面，今天的领导干部可以从毛泽东的文风中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我个人认为，主要有三条：

　　第一条要学做文，先学做人。我们常说文如其人。现在的问题是假风盛行，不只是做文假，而且做人假，做事假，假人做假文，假事靠假文。要想恢复好传统，先破这个“假”字。习近平同志指出：有的干部认为讲大话、空话、套话、歌功颂德的话最保险，不会犯错误；言行不一、表里不一，台上台下两个形象，圈内圈外两种表现。现在，干部队伍中作秀风气很盛。没有学问，装学问，让秘书查典故写稿子，讲话背稿子，急着在报上发文章，出书，写传记，编日记，图虚名。这样何谈写文章，更不可能写出毛泽东式的文章。毛泽东可能有这样那样的错误，但他始终是一个真实的人，他从不作秀，不装，不假。他在八大开幕词中讲“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获得一致好评和热烈的掌声。他不掠人之美，立即说这不是我的话，是一个年轻人，我的秘书田家英写的稿。

　　第二条是去读书。一个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首先应是一个读书人。我们的干部队伍中，不乏一些干部本来没有读多少书，阴差阳错地当上了干部或高级干部，到了领导岗位上也不知道赶快去读书补补课，自以为学问也同步见长。还是腹中空空，拿什么来写大文章？读书是获得精神营养，就像吃饭一样，别人不能代替。读书写作是生命的一部分，工作的一部分，也是为政的一部分。古人讲“立功、立德、立言”。

　　第三条是亲自动手。如毛泽东要求的不要秘书代劳。特别是署名文章一定要自己写。如果不会写就不要写。现在问题是不少干部，不写文章，却争署名，要留名。抢着发文章，争版面，托人送稿子，拼书出。朱镕基出版他的讲话实录时特别声明：秘书代写的一篇不收。

　　当然还有许多，但能先从这三条做起，就很不容易了，就会大有起色。

　　民族复兴离不开文风复兴。文风从来不是一股单独的风。它的背后是党风、政风、官风、民风、商风及社会、时代之风。一个社会，经济在下、政治在上，文化则浸润其间，溢于言表。凡一种新风，无论正邪，必先起于政而发于文，然后回旋于各行各业各阶层民众之间，最后才现于文字、讲话、艺术及各种表演。所以，当我们惊呼社会上出现某种文风时，它早已跨山越水，穿堂入室，成了气候。文风这个词虽是中性的，但通常只要一单独提出，多半是出了问题。而且是从根子上出了大问题，就像我们看到远处的树林里冒出青烟时，那片林子已经着火了。

　　我们历史上，治理文风从来是和治理党风、政风连在一起的。延安整风中，毛泽东把文风与学风、党风并提，讨伐“党八股”，给它列了八大罪状，说它是对五四运动的反动，是不良党风的最后一个“防空洞”。现在，我们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先要复兴好的文风，好风凭借力，再用这好风去推动社会改革。

　　文风是党风、政风的表现，但它一旦形成就会顽固地影响党风、政风。所以政治改革必先改文风。那么，如何实现文风复兴？关键是两条，一是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二是领导带头。中央要刹吃喝风，立即就刹住了。说明并不难，但要真抓，还要上面带头。比如当年毛泽东就真抓。说“党八股”是又长又臭的裹脚布，是个瘪三，瘦得难看。多次下发文件，要领导干部亲自写公文，痛批坏文章，毫不留情面。

　　有一次，他看了一些会议文件，不满意，大怒。他说：“讲了一万次了，依然纹风不动，灵台如花岗之岩，笔下若玄冰之冻。哪一年稍稍松动一点，使读者感觉有些春意，因而免于早上天堂，略为延长一年两年寿命呢？”（1958年9月2日的一封信）在毛泽东这样严厉地要求下，对坏文风可以说是“露头就打”，未能有太大的泛滥。而现在坏文风已是沧海横流了，如果毛泽东在世还不知会气成什么样子。现在必须认真对待，就是拿出百倍的力气，也许才能收十分之一的效果。对此，不能掉以轻心。

　　（作者为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压题图：《万类霜天竞自由》，籍忠亮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