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地制宜提升城市首位度

张月友方瑾

2019-12-25 16:01:02　来源：南京日报

　　城市首位度概念是伴随首位城市而来的，是对首位城市规模和影响力的一种量化，最早由学术界提出，有狭义和广义之分。1939年，美国学者马克·杰斐逊为了研究国家的城市规模分布规律，将一个国家或区域内人口最大城市定义为灵长类动物城市，也称为首位城市，发现首位城市总是大的异乎寻常。首位度便是具体量化城市“大的异乎寻常”的指标，以一个国家或区域内首位城市与第N位城市人口数量之和的比率表示。

　　首位城市被赋予带动国家和地区发展更多更大责任

　　常用的首位度测量指标有“两城市指数”“四城市指数”和“十一城市指数”，分别用首位城市与第二位城市人口数量之比、首位城市与第二至第四位城市人口数量之和的比率、首位城市与第二至第十一位城市人口数量之和的比率表示。通常认为，两城市指数为2左右、四城市指数和十一城市指数为1左右是最优的首位城市规模。这种建立在人口规模基础上的城市首位度最为简单易行，被学者们称为狭义城市首位度。到上世纪80年代，首位度概念被引入我国，并广泛用于区域城镇体系研究中。随着以超大城市为核心的城市群建设进程的不断加快，首位城市被赋予带动国家和地区发展的更多、更大责任。学者们不断扩宽首位度内涵，在人口首位度的基础上，提出了经济首位度、产业首位度、科技首位度、人才首位度、文化首位度、功能首位度、和谐首位度和全域首位度等。这种不断被拓展延伸的首位度即为广义城市首位度。还有一种学界常见的首位度评价方式是以通过构建一整套指标体系来测算的，这种评价体系兼顾多方面、多层次因素，设立一级指标、二级指标，甚至三级指标，对城市首位度进行全方位的整合分析。

　　人口增长率等多方面因素影响我国城市首位度

　　由于人口首位度和经济首位度具有简便、直观、好衡量等优点，常用的城市首位度指标主要是这两种。而影响我国这两方面城市首位度的因素包括人口增长率、人均收入水平、开放度、地理环境、政治制度与政策等几个方面。

　　第一，人口增长率是影响城市首位度的直接因素。从人口首位度的定义可知，人口增长率越快的城市的首位度越高。这对衡量国家间首都城市首位度差异是合理的。但对于地缘相近、文化差异小、医疗健康水平相当的区域或省域城市首位度，人口增长率的作用不那么明显。

　　第二，人均收入水平对于城市首位度的影响较大。英国经济学家希克斯指出，工资差异是劳动力迁移流动的首要原因。因此，人均收入水平越高的首位城市的人口扩张越快。特别是大力引进高层次人才和提升其收入水平，不仅有利于发挥人才集聚的引力场效应，扩大城市首位度，还能为首位城市创造出更多的物质财富和文明成果，进而扩大城市竞争优势。

　　第三，开放度与城市首位度提升有正向相关关系。提高首位城市开放度，有利于要素、商品与服务相对自由地跨区域和跨国界流动，从而实现首位城市优化资源配置和提高经济效率，增强城市经济活力。开放分对内开放与对外开放，两者对提升城市首位度同样重要。这是因为，对内开放减少了地区贸易壁垒和贸易成本，吸引更多资金涌入首位城市。而对外开放度越高，代表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越深入，有利于首位城市形成更大更强的国际竞争力，提升其整体竞争能力和经济规模。

　　第四，首位城市所处的地理位置对其首位度提升具有重要影响。如果一个首位城市属于港口城市，那么其具有经济发展先天优势。港口是水陆交通的集结点，与外界进行广泛与频繁的人员与物资交换，特别是承载着强大和数量惊人的物流。由于交通枢纽效应，加上国家经济政策的支持，属于港口城市的首位城市规模将会比内陆城市更大。同样，临近港口城市的首位城市也会受港口城市的辐射影响。

　　第五，政治制度和政策影响城市首位度。在许多国家，当政府政策选择偏袒一个（或几个）城市时，城市之间将缺乏公平的竞争环境。当然，这些受偏袒的城市通常是国家首都和省会。偏袒的方式可以采取资本市场、进出口市场和生产权许可的限制形式，也可以是选择区域间运输和电信的投资支持等。另外，各省为促进经济发展而选择的城市空间布局战略也会对城市首位度产生影响。

　　更应下足功夫提升创新首位度

　　城市首位度的提升虽然对首位城市本身的发展具有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对“近首城市”及周边地区起着示范与带动作用的同时，发挥溢出和辐射功能。但不适度提升城市的人口首位度也会带来“大城市病”等负向效应。而且，由于我国各省市发展现状不一，再考虑广义城市首位度包含人口首位度、经济首位度、创新首位度、产业首位度和文化首位度等多个方面，对于是否应该提升我国的省会城市首位度，其实不能一概而论，而要因地制宜，下力气解决各地城市首位度的薄弱环节。例如，在以GDP衡量的经济首位度排名中，南京在我国省会城市经济首位度中排名靠后，提升经济首位度就成为南京提升首位度的重点领域；而伴随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发生、发展，和我国提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各省为了赢得创新发展主动权，实际上更应下足功夫提升创新首位度。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

编辑：迟语洋

书库

工运

让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走在前列
党中央明确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定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点题、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健全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统筹城乡民生保障制度等改革的重要内容。我们坚持党的领导，注重试点先行先试，统筹各方协同发力，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推进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不断走深走实。
及时回应网民关切走好网上群众路线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创新互联网时代群众工作机制，始终做到为了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引领群众，深入群众、深入基层。健全联系广泛、服务群众的群团工作体系，推动人民团体增强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把各自联系的群众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
弘扬劳模精神工匠精神繁荣先进文化
弘扬劳模精神、工匠精神，离不开职工群众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要充分发掘广大职工群众的文化自觉，让劳模精神、工匠精神成为广泛的社会共识，通过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实现人生价值。要通过一系列制度鼓励全社会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工匠精神，凝聚起投身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强大精神动力。
牢记初心使命开创工会工作新局面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前赴后继、英勇奋斗的根本动力。工会作为党领导下的工人阶级群众组织，要始终以党的初心为自己初心，以党的使命为自己使命，以践行党的初心使命为根本动力，不断开创新时代党的工运事业和工会工作新局面。

访谈

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
历史的航向与“文化的长江”
人类文明史上，早期的艺术品都非常精粹，因为它是为少数人所欣赏、为少数人而做的，不存在刻意迎合普罗大众的问题，所以能够精益求精。现代化以来，在商业和市场的推动下，越是通俗的越能受到欢迎。从文化交流的角度来看，每个人都有权利享受文明发展的成果，因而就涉及一个改进文化交流、文明互动的问题。
百年大变局下深化澜湄合作的路径思考
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自2016年3月正式启动三年多以来，在中国、泰国、老挝、柬埔寨、缅甸、越南等流域各国的共同努力下，不断取得实质性进展，正在成为中国—东盟合作乃至中国周边外交的新亮点，也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成果。湄公河国家是东盟重要组成部分，澜湄合作不仅有效平衡了东盟内部发展水平，也有力推动了次区域的多层次、高水平与可持续发展。澜湄合作见微知著地反映了中国与湄公河国家、中国与东盟友好合作不断深入的态势，成为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典范与引领。
下一部《梁祝》，需要天时地利人和
1959年5月27日，上海兰心大戏院，18岁的俞丽拿奏响了小提琴协奏曲《梁祝》。这一幕，被永远定格在中国音乐史上。

文献

周恩来与南方局干部教育
从1939年开始，周恩来领导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红岩开展了8年工作。在这段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时期，周恩来特别重视干部教育工作，其间举办了党员干部训练班开展党性教育，干部在红岩村的学习蔚然成风。
伟大的跨越：西藏民主改革60年
一、黑暗的封建农奴制度三、彻底废除封建农奴制十、西藏发展进入新时代2019年是西藏民主改革60周年。按中国传统文化习俗，六十年一甲子，是值得纪念的日子。六十年前的民主改革，对西藏地方和西藏各族人民而言，是一次新生，意义非同寻常。

排行

新闻日历

因地制宜提升城市首位度

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

排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