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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以宁：谈谈产权改革的若干问题

厉以宁 //m.auribault.com 2013-12-02 来源：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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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关于民营企业：产权必须清晰，必须界定

　　决定精神

　　★“国有资本投资项目允许非国有资本参股”。

　　★“引导优势民营企业进入军品科研生产和维修领域”。

　　★“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

　　关于民营企业改革问题，我提出不用“体制改革”这几个字。因为用“体制改革”会引起误解：民营企业会误以为是要国有化！我提出用“体制转型”。所谓体制转型，是指民营企业的产权必须清晰，必须界定。

　　据调查，有些民营企业的产权也是糊里糊涂的。比方说，有些民营企业为什么现在会出问题？一个重要原因是当初成立的时候就没有很好地界定产权。因为当时有当时的情况，当时有当时的惯例，这就造成产权一开始就不清晰的状况。民营企业原来可能是家长制，因为家长是个能人，他有凝聚力，有经验等等。后来，这些民营企业规模大了，到了第二代，是不是一定要实行家长制管理呢？根据我们在广东、浙江的调查发现，民营企业第二代很多是留学回来的。他们在国外学习，但其中有些人不一定是管理人才，而是某一行业的专家，所以谁来接班就是个问题。民营企业中的家族企业，其接班无非是两种选择：一是选贤，谁能干挑谁，不一定是家庭成员，可以到社会上去选聘；一是选亲，挑选跟自己的关系最密切的，如长子或者最信得过的儿子等等。但这是不适应发展潮流的。今后，民营企业也要走完善法人治理结构的道路，企业规模扩大以后一定要走这样的道路，即采取职业经理人制度，可以从外面聘经理人，可以从家庭内、家族内聘经理人。经理人重在能干，能把企业搞好，民营企业也能持续发展下去。

　　《决定》指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这涉及对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关系的认识。我认为，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既不是“国进民退”，也不是“国退民进”。它们的目标是双赢，当然，双赢的目标现在还做不到。因为它们还不完全是独立的市场主体，所以今后要有国有企业体制改革，要有民营企业体制转型。民营企业如果不进行体制转型，也谈不到今后的大发展。这就是当前中国的情况。

　　5.关于收入分配：初次分配更重要

　　决定精神

　　★“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

　　★“着重保护劳动所得，努力实现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关于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我的一个基本思想是：初次分配是重点。这跟现在一些人的看法不同。有的人认为，二次分配更重要，二次分配便于抑富济贫。也有的人认为，初次分配、二次分配同样重要，应两者并重。我的观点很明确，初次分配更重要。这里，我举几个例子说明。

　　第一个例子，农民必须有产权，农民没有产权是初次分配不到位的表现。关于这一点，前面已经提到。

　　第二个例子，劳动力市场的情况。劳动力市场有供求双方，供给方多数是农民工和城市中的中下层，这些人都是单个进入市场的，他们是弱势一方。求方是大企业、大事业单位，它们是强势一方。供求双方力量对比不对称、不平等。大企业力量强，工资给多少，由需求方说了算，弱势群体没有发言权。这种情况不改变行吗？在国外的经济发达国家是怎么解决的？他们靠工会的力量。工会维护低收入者，工资过低或者欠工资不发，工会替供方说话，工会是一个强势群体，它介入供求，双方的力量对比就变化了。农民工干了这么多年，他们也是工人，但因为他们是农村户口，工会管不着。所以，这种情况要改变。

　　第三个例子，农产品销售市场。出售农产品的，主要是单个农户、牧户，他们的力量是弱的，即使收购方在他们家门口把农产品收购了，供方还是弱势。而收购商、大超市，或者食品加工企业等收购方，它们是强势单位。他说不要你的产品，就不要你的产品，你到哪里去卖？你自己去卖，成本更高。所以，这种情况要改。在发达国家，农民组成了农业合作社，农业合作社有联社。我到荷兰、丹麦都考察过，在新西兰也考察过，他们的农业合作社联社的力量很大，自己有车队、船队、仓库、冷藏库、码头等等，农产品直销国外。在中国还不行，因为中国的农民合作社刚成立，都是以村、以乡为单位的小规模经营。联社现在还没有开始组建。

　　第四个例子，教育制度的改革。教育制度关系到初次进入市场的就业者的工资待遇情况。在中国，由于存在城乡二元结构或者城乡二元体制，往往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城市人均教育经费多，农村人均教育经费少。所以，农村义务教育校舍差、师资差、设备差，学生学习质量不高，农村的孩子读完初中以后不想升高中。他们说，升高中有什么用，反正考不上大学，考不上大学还不如现在就找工作，所以初中毕业就找工作。但是，农村孩子初中毕业找工作，能找到什么好工作？简单的、重复性的体力劳动者，这在西方发达国家叫做二元劳动市场，从事低等劳动工作。这种情况，慢慢就会在中国社会上形成社会阶层固化，或者叫职业世袭制。举个例子说，农民工的孩子还是农民工，孙子可能还是农民工，他没有其他技术，没有受过较好的教育，他不当农民工能当什么？这就影响到收入的初次分配了。

　　关于收入分配问题，我强调初次分配重要。产权问题重要，劳动市场上的双方力量要对等，农产品销售市场的供求双方力量也要对等，再加上教育改革，这些都是能说明中国的初次分配重要的问题。当然，二次分配也重要。在中国目前的二次分配中，最重要的是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社会保障一体化表明，我们可以有西方市场经济发达国家一样的福利制度。西方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情况是：初次分配不足，二次分配补，通过二次分配缩小这个差距。中国现在的情况是：初次分配有差距，二次分配扩大了差距，因为城乡社会保障不一样，城市职工看病有公费医疗或医疗保险，农民工看病能够办合作医疗的也要交一部分钱，有些连合作医疗都没办。这种情况要改。

　　6.关于福利刚性：要量力而行，循序渐进

　　决定精神

　　★“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

　　★“加快发展企业年金、职业年金、商业保险，构建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

　　关于社会保障问题，我这里重点谈谈福利刚性。社会保障扩大了社会的福利，这是多年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社会发展趋势所在。但福利多了，也就产生了福利刚性。福利刚性是指：福利可以增加，但不能减少，本来没有某项福利，也就算了；一旦有了，就不能取消，否则很小的问题都可能会变成大问题。在此方面，我举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二战时期，英国是个孤岛，被德国侵略者封锁了，食品很难运进去，食品供应不足，所以政府采取了配给制，连首相丘吉尔也跟大家一样，领一份配额。当时，英国人普遍感到，中学生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但吃不饱，营养不良情况严重。所以战争结束后，英国通过了一项福利措施，给在校的中学生上午上课期间提供一杯免费牛奶。这在英国整个福利政策里是很小的一项。到了1967年，已是二战结束20多年以后，英国的食品状况改善了，但是这个政策还在实行。于是有的官员说，这项措施可以取消。结果造成了全社会的不满，游行、请愿、抗议，干嘛取消这项福利？难道现在我们不应重视青少年吗？其结果是迫使政府改组，有关的大臣辞职。

　　第二个例子是：我访问爱尔兰时，驻爱尔兰的中国大使馆工作人员告诉我，爱尔兰有一项福利，自来水免费，所以水资源浪费不少，国家财政也负担不了。爱尔兰现在财政很紧张，而且自来水本来就应该收费，但是自来水免费作为福利已经实行很久了，有了刚性。所以，自来水要交费的消息一出来，游行、示威、罢工就发生了。结果执政党考虑，再这样闹下去，下一届选举甚至这届选举的执政党都不能坐稳。怎么办？但话已说出去了，要取消也不可能，因为刚刚公布这个消息，只好找个台阶下。怎么下台阶呢？找到这样一个理由，即政府方面说：自来水收费，每家必须装水表，老百姓不愿意出钱，因为他们不想装自来水表，要政府装。政府为了给全国这么多户装水表，应当找到经费的来源，今年的预算不能列入这一项开支，等找到装水表的经费了，再开始这项改革吧。

　　由此可见，福利刚性非常重要。中国一定要量力而行，循序渐进，不要去攀比，说什么“国外有这种福利，我们为什么不能有？”“那个城市有，我们这里为什么不能有？”要知道，各地有各地的情况，要量力而行。另外，在实行福利制度的同时，创业精神不能下降。任何国家都要有创业精神、创造精神。没有这种精神，社会经济发展就会停下来，人们就会变成懒汉了，这样下去，社会就很难持续健康地发展下去。

　　7.关于新型城镇化：老城区+新城区+新社区

　　决定精神

　　★“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

　　★“优化城市空间结构和管理格局，增强城市综合承载能力”。

　　《决定》关于这方面的精神，对于我国新型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建设具有重大指导意义。我认为，当前我国推进新型城镇化，重点要考虑符合中国国情的城镇化。中国存在着城乡二元结构（或者称城乡二元体制），这是我们通过改革要破除的。也就是说，一定要消除城乡居民权利不平等的现状，消除户籍歧视，不能再保留城乡居民差别对待。所以说，城镇化最终是要实现城乡一体化。

　　中国的城镇化要立足于中国的国情。西方发达国家当初的城市化跟工业化是平行的，城市化的同时就是工业化，工业化的同时就是城市化。西方已经反映出来的“城市病”就是城市变成污染源，城市变成贫民窟。这样就产生了反城市化，即是指：有钱人从城里迁出进入郊区，而穷人继续涌入城里，城里失业增长、环境破坏等等。

　　中国的城镇化不能这么办。中国现在的城镇化率，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是51%，这个数字并不等于说有城市户口的人有这么多，因为其中包括很多是在城市住了半年以上的农民工。如果把农民户籍减掉，中国的城镇化率可能不到40%。如果我们的城镇化率以后要达到西方发达国家那样，美国的城镇化率到90%以上，西欧的城镇化率在80%左右，也就是说我们也有80%左右是城里人，那么可以想象会是一种什么情况！现在我们的城市人口有6亿多人，如果将来再增加5亿多人，那么我们的城镇会变成什么样子啊？！土地够吗？淡水供应够吗？很显然，城里人的生活质量会大大下降。所以，中国的城镇化不能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做。

　　基于中国的国情，我们的新型城镇化应该是：老城区+新城区+新社区。老城区就是：要改造历史上形成的城区，把工业污染的企业迁走，要拆迁棚户区，要把商业、服务业搞好。房子拆迁以后盖新的，成为适合人居住的居民区。新城区要规划：在城市周围建工业园区、高新技术开发区、物流园区。新城区一个重要特点是要有居民，没有居民是不行的。另外，民营企业要进去，个体工商户要进去，一个城市没有民营企业、没有小微企业、没有个体工商户，就成为“鬼城”了。有了民营企业进去，才有人气，晚上路灯一直亮下去，两边的生意可以做到十一二点。新社区是中国的特色。现在，全国各地已有社会主义新农村，不少地区已经有些居民楼了。在这个基础上，可以再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发展：一是园林化；二是循环经济化，绿色经济化；三是公共服务到位，建立各个公共设施；四是城乡社会保障走向一体化；五是从村镇管理变成社区自治。到那个时候，新社区就跟城镇一样了，它是未来的新城镇。如果那么多人都挤到老城区不行，涌入老城区加上新城区也不行，要大批分流到新社区，这就是“就地城镇化”。这是可行的。

　　（作者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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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尹盼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