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批判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品质，贯穿于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全过程。恩格斯曾指出，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这种“辩证哲学”而不仅仅是唯物主义辩证法，所承认的唯一绝对的东西，就是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列宁更进一步强调，马克思认为他的理论的全部价值在于，整个马克思主义而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按其本质来说是批判的和革命的。马克思通过对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以及各种既有的主流社会思潮的批判，实现了从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到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转变。作为与马克思并肩战斗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恩格斯也是一位善于开展理论批判的革命家，他在与自诩为“社会主义的行家兼改革家”杜林的论战中，拿起理论批判的武器，对打着社会主义旗号却向马克思主义发起全面进攻的杜林所“创造”的理论体系进行了全面深刻的批判，从而捍卫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反杜林论》这部论战性的理论著作生动而深刻地展示了恩格斯的理论批判品质。

理论批判是一种责任和担当

　　理论批判是一种觉悟，它展现的是批评者的责任与担当。社会的发展，历史的进步，并不是一个被动自发的过程，而是需要依靠人们参与并努力予以推动的过程，尤其是需要依靠那些具有批判精神的社会成员来推动的过程。每当社会处在巨大的历史变革之时，总有那么一些人会自觉地勇敢地站出来担当起这份历史责任，引领和激励人们探索真理并为真理而奋斗。

　　1871年法国巴黎公社革命失败之后，欧洲工人运动的重心从法国暂时转移到已经实现统一且资本主义有了迅速发展的德国。1875年5月，德国工人运动中的两个派系——爱森纳赫派和拉萨尔派实行合并。这次合并的目的，本来是为了保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属性，但令人遗憾的是，在两个派系合并过程中，宣称接受马克思主义指导、参加了第一国际、基本上属于马克思主义一派的爱森纳赫派竟然“拿原则来交易”，对以拉萨尔主义为指导思想、不参加第一国际、执行的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拉萨尔派作了无原则的妥协和退让，以至于在合并大会上通过的竟然是一个在党内产生了严重消极后果的充满拉萨尔机会主义的《哥达纲领》，与此同时，大批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进入党内，从思想上和组织上腐蚀党的机体和灵魂。而恰在此时，庸俗经济学家、小资产阶级代表、执教柏林大学的杜林突然宣布改信社会主义，并以社会主义“行家”和“改革家”自居，扬言要在“科学”中实行一次完全的“变革”，并于1871—1875年先后抛出《国民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批判史》、《国民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教程》和《哲学教程——严密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三本书，这就是恩格斯所讲的“这三支论证大军被调来攻击所有前辈哲学家和经济学家、特别是马克思”。一时间，杜林这些极具欺骗性和鼓惑力的思想在党内有了极大的市场，一些非常有影响的社会主义出版物也成了传播杜林思想的主要阵地，甚至连当时德国民主党一些领导人也因迷惑于杜林的说教而成了杜林的追随者。

　　恩格斯为了使党的利益不受损失，毅然决定中断已经从事七、八年之久的《自然辩证法》一书的写作，从1876年5月底开始，一共花了两年多的时间，投入到清算和批判杜林理论体系、捍卫马克思主义的斗争之中，完成了这部被列宁称之为与《共产党宣言》一样，是“每个觉悟工人必读的书籍”的马克思主义百科全书——《反杜林论》。正如恩格斯自己在第一版序言中所指出的：“这部著作决不是什么‘内心冲动’的结果”，恰恰相反，他是在“杜林先生突然以社会主义的行家兼改革家身份向当代挑战”的时候，在“为了不在如此年轻的、不久前才最终统一起来的党内造成派别分裂和混乱局面的新的可能”的使命感召下，对“这一新的社会主义理论”进行全面而深刻的批判的。恩格斯这种为了共产党人的利益、为了无产阶级的利益，进而为了全人类的利益，“下决心放下其他工作，着手来啃这一个酸果”的批判精神，彰显了共产党人的理论批判品质。恩格斯以实际行动告诉我们：推动历史前进，不能把自己作为置身事外的冷眼旁观者，而是要勇于担当，勇于进行理论批判。

　理论批判需要严谨和缜密

　　理论批判不仅需要勇气和担当，更需要严谨和缜密，理论批判必须以理服人，理直才能气壮，它展现的不仅是批判者的战斗精神，还有批判者的理论水平。科学的理论批判是破与立的统一，是批判与建设的相得益彰，而不是“为批判而批判”的情绪宣泄，不是泼妇骂街似的恶意诋毁，更不是毫无底线的人格侮辱。真正有战斗力的理论批判是建立在深刻彻底的理论说服之上的，也只有这样的理论批判，才能真正掌握群众，才能转变成强大的物质力量，最终成为改变世界的锐利武器。恩格斯对杜林“创造”的所谓“体系”进行了全方位深层次严谨而缜密的批判，充分展示了马克思主义批判精神的理论魅力，是共产党人开展理论批判的光辉典范。

　　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对杜林这样一个“以某种新哲学体系的最终实际成果的形式出现的”又大又酸的非常难啃的“酸果”的批评，是十分严谨、十分缜密、十分认真的。从批评的系统性看，恩格斯不仅认真地研究了以“科学”自炫的杜林“体系”本身，跟着杜林进入到一个庞大的领域，而且还研究了与杜林这一“体系”相关的更为广阔的理论。从批评的深刻性看，恩格斯并不仅仅是对杜林“体系”进行简单评析，而是通过对杜林“善良愿望”的深刻剖析，揭示和系统阐述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为了实现这样的目的，恩格斯经常是非常耐心地通过逐段甚至是逐句抽丝剥茧地进行批判。例如，恩格斯在《道德和法·平等》一章中，对杜林的“平等”思想进行了深刻的批评，在逐层批判杜林的三次退却之后，指出“虽然我们关于杜林先生对平等观念的浅薄而拙劣的论述已经谈完，但是我们对平等观念本身的论述没有因此而结束……这一观念的科学内容的确立，也将确定它对无产阶级鼓动的价值”，并由此提出“平等的观念，无论以资产阶级的形式出现，还是以无产阶级的形式出现，本身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的著名论断。

　　正是因为恩格斯对杜林学说严谨而缜密的批判，使“消极的批判成了积极的批判；论战转变成对马克思和我所主张的辩证方法和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比较连贯的阐述”。也正是在这一批判过程中，恩格斯不仅彻底地批判了杜林学说，而且充分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观点，有效地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理性。

　理论批判是尖锐与雅量的统一

　　理论批判需要尖锐和深刻，没有尖锐深刻的批判，不足以让当时已经影响极大的杜林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偃旗息鼓；没有尖锐深刻的批判，也不足以让当时已经中毒较深的无产阶级事业的追随者彻底醒悟。理论批判也需要温度和情怀，这种温度和情怀不仅表现为对坚持正确理论与思想的朋友与同志的关心和支持，有时甚至是还表现为给对手以足够的人格尊重，展现的是批评者的雅量与胸襟。

　　我们常常看到，一些批判者非常自负，他们在行使批判权力时，往往高高在上、自我蒙蔽、自恃偏见、甚至狂妄自大，杜林其实就是这样的人。杜林的一生，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一生。他在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出版时就发表了攻击马克思的书评，后来更是疯狂地向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发起全面进攻。杜林对马克思的批判是何等刻薄，他说马克思“理解力褊狭……他的著作和成就，从本身来看，即从纯理论的角度来看，对我们的领域（社会主义批判史）没有长远意义……思想和文体的不成体统……英国化的虚荣心……欺骗……混乱的观念，它们实际上只是历史幻想和逻辑幻想的杂种……卑劣的手法……哲学和科学上的落后”。当然，自我膨胀的杜林为了他的所谓“体系”，几乎对所有在他之前享有荣誉的先驱们及其思想都进行了轻蔑无情的批判。他把黑格尔的哲学思想说成是“热昏的胡话”“黑格尔行话”“黑格尔瘟疫”，把达尔文主义说成是“一种与人性对抗的兽性”，把傅立叶骂成是“幼稚的头脑”“白痴”，说傅立叶的社会主义思想是“暴露了神经错乱的一切因素……过去只能到疯人院里去找的观念……最荒唐的梦幻……神经错乱的产物”，等等。其实，尽管杜林把黑格尔等这些前人都称作江湖骗子，但恩格斯则说“他们当中最渺小的人和杜林先生比起来也还是巨人”。

　　面对给党内造成极大的思想混乱，甚至连当时党的一些主要领导人也曾一度上当受骗的杜林“体系”，恩格斯对它的批判是尖锐的，直到把杜林的“完美体系”批得体无完肤。比如，恩格斯说“杜林先生以傲慢的语气大肆炫耀的杜林先生的其他一切功绩，只要我们一接触，就看出是纯粹的欺人之谈”，“他的稀薄和一眼就能看透的浅薄只是由于拌入了神谕式的只言片语，才变得稠厚和混浊起来”，“他在生活的价值和生活享乐的最好方法这类庸俗题目上所调制的施给乞丐的稀汤，充满了庸人气味”，“杜林先生所设计的低温计或低温测量仪，既不是用来测量高温，也不是用来测量低温，而唯一地只是用来测量杜林先生的狂妄无知”。恩格斯还批判道，杜林提出的“新的思维方式”、“完全独特的结论和观点”和“创造体系的思想”给人们“提供了各种无稽之谈”，所以，当人们“读完全书的时候，我们懂得的东西还是和以前的完全一样”，杜林的理论只不过是把最乏味的陈词滥调用故弄玄虚的“神谕式的老生常谈”披上“神秘的外衣”的胡话。诚然，恩格斯对杜林的批判是非常尖锐和痛快淋漓的！但与杜林在批判包括马克思在内的前辈时夹带着大量的人格侮辱不同，恩格斯对杜林的批判却是仅限于理论批判的，甚至有时还对杜林的人格表达了应有的尊重。1885年，恩格斯在解释为什么不在重新出版《反杜林论》一书作些修改时说：“我的良心也不允许我作任何修改。本书是一部论战性的著作，我觉得，既然我的对手不能作什么修改，那我这方也理应不作什么修改。我只能要求有反驳杜林先生的答辩的权利。可是杜林先生针对我的论战所写的东西，我没有看过，而且如无特殊的必要，我也不想去看；我在理论上对他的清算已告结束。况且，杜林先生后来遭到柏林大学的卑劣的、不公正的对待，我对他更应当遵守文字论战的道义准则。”恩格斯对杜林的尖锐批判，揭露了杜林“体系”的错误本质，维护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地位，而对杜林的人格尊重，既展现了恩格斯对待批判者的博大胸怀，也展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自信与豪迈。

　　理论批判是人类思想进步的活水、社会发展的源泉。从恩格斯《反杜林论》中，我们看到了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应有的理论批判品质。在新时代波澜壮阔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实践中，作为理论工作者，我们更应该勇敢拿起并科学利用好理论批判这一有力武器，坚决与各种错误思想进行斗争。

　　（作者：罗建林，系国防大学政治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