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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注现代化的新高度

——论准确把握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

任仲平 //m.auribault.com 2014-04-14 来源：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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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繁花满树，逶迤而来的春光，并未驱散这个世界接踵而至的挑战。

　　从纷纷扰扰的东亚地缘政治博弈，到跌宕起伏的克里米亚局势，再到牵动人心的马航航班失联，全球化正在将人类文明这艘大船带向一片未知海域。新的秩序在萌动，新的力量在生长，新的矛盾在产生，新的挑战在积聚。在这样一个时代，每个国家都需思考：如何为我们的世界增添更多确定性？

　　今年年初，预测世界经济前景时，就有专家断言“最大的问题或许是，中国未来会发生什么”，并认定“全世界都将受益于中国的改革举措”。不久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开启的访欧之旅，再度为国际社会广泛瞩目，相对于“习外交”耳目一新的丰富内涵，改革的旋律在“欧洲坐标”中反复闪现。一个新兴大国活力四溢的气度、豪情万丈的雄心，为忧心忡忡的世界注入信心：为什么不能用更进取的行为，改写人类不确定的命运？

　　毫无疑问，世界上最难的是改变，因为改变意味着放弃陈规、丢掉积习、甚至牺牲自我，因此它考验勇气、磨砺信念，也衡量担当。对于视改革为时代精神的中国而言，在慨然行进35年后，之所以选择用全面深化改革来突破新的历史隘口，正是希望为破浪前行的中国航船，寻找一片更为开阔的水域，为风云变幻的世界版图，构筑一块更为坚实的地基。

　　“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从去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至今，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这场意义深远的变革所企望达到的“总目标”，从制度、改革、现代化三个维度，给出了撬动中国发展的“总支点”。把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内涵提升到治理现代化的高度，将制度的完善与发展熔铸为改革的总目标，这样的跨越，不仅是一个充满战略意义的改革擘画，更是当代中国最重要的顶层设计，甚至是人类制度文明一段富有勇气的征程。

　　从时间表倒数最紧迫的事项改起，从老百姓最期盼的领域改起，从制约经济社会发展最突出的问题改起，从社会各界能够达成共识的环节改起，伴随着总目标的确立，全面深化改革的大幕迅速拉开。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一个全新境界。

　　（二）为什么要提出这样的总目标？

　　“我们要赶上时代，这是我们改革要达到的目的。”回望改革开放历程，赶上时代的迫切要求，决定了中国改革的现代化指向。从“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到“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当代中国的辞典里，“现代化”与“改革”始终紧密相连。改革开放的本质，正是在党的领导下，推动社会主义中国跟上现代化的时代潮流。而对现代化的理解，我们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几十年里，我们讲过很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科技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在人们心目中，似乎只要把这些现代化拼接起来，一个现代化国家就自然而然地诞生了。

　　可是，靠什么推进现代化？怎样实现现代化？一旦落到实践层面，很多问题就冒了出来。单枪匹马的改革“新星”纵有三头六臂，也难以化解众多积重难返的矛盾；那些灵机一动的“点子”即使能救活一个产品一家工厂，也终不可与成熟的创新机制同日而语；而离开了严密规范的制度设计和执行，“一放就灵”“一包就灵”的神话，很快就会褪色失灵。不断深入的改革实践中，我们党深刻认识到，“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社会制度是现代化变革的关键性因素，只有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现代化才能平稳持续地向前推进。

　　如果说，渐进式的路径选择，“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方式，决定了我们之前的改革往往是自发、零散和独立进行的，那么改革走到今天，各项改革举措的关联性、耦合性越来越强，进一步加强顶层设计，构建起一整套更加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已成当务之急。

　　如果说，当年的改革更多是由严峻的形势所倒逼，其核心任务是克服那些制约发展的体制机制弊端，那么今天的改革，更需要从治理结构、治理机制、治理理念、治理效率等更深的层面上全方位优化，解决好事关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现代化问题。

　　如果说，过去我们对制度建设和制度执行能力的要求时常是不平衡的，或是在执行环节重视不够，或是忽视了对制度科学性规范性的要求，那么到今天，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有机结合、共同完善，已是势在必行。

　　“立治有体，施治有序”，一个国家的现代化程度越高，对制度化程度的要求也就越高。制度现代化作为继“四个现代化”后我们党提出的又一个现代化战略目标，是改革进程本身向前拓展提出的客观要求，体现了我们党对改革认识的深化和系统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三）对于一个在现代化道路上奋力追赶的国家来说，这无疑是一条“光荣的荆棘路”。

　　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指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悠久的文化传统、巨大的人口规模和社会主义的制度体系，决定了中国必须成为创新人类文明发展模式的重要参与者。这是我们准确把握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重要视角。从改革的进程中去观照，用广阔的历史眼光来审视，放在我国社会变革的历史过程中去衡量，我们才能洞悉其深刻内涵、把握其重要意义。

　　纵观社会主义诞生以来的历史过程，怎样治理社会主义这样的全新社会，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实践和探索。无论是巴黎公社的街堡，还是共产国际的战歌，都未能让马克思、恩格斯经历全面治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从拉兹里夫湖畔奋笔疾书《国家与革命》，到打响攻占冬宫的第一枪，列宁领导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创立，却尚未深入探索就溘然长逝了。有英勇抗击纳粹的壮举，有党内大清洗的悲剧，也有腐败愈演愈烈的积弊，苏联在其70多年治理历程中曾写下辉煌一页，但由于没能形成有效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日积月累、积重难返，最终难以逆转国亡政息的命运，留下社会主义国家治理史上令人扼腕的沉重一笔。

　　从中国社会变革的历史进程看，实现这样的总目标更具复杂性和紧迫性。自汉唐治世到康乾盛景，中国的国家治理水平曾代表一个时代的顶峰。然而自商鞅废井田、立郡县之后，“百代皆行秦政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社会观念始终没有改变，君主专制制度始终没有改变。当欧美国家争相改制图强之时，中国却如同一头沉睡的雄狮，固守于宗法祖制，与治理现代化的浪潮失之交臂。武昌城头辛亥革命的枪声，击碎了绵延2000年的封建王朝，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但君主立宪制、复辟帝制、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种种国家治理体系的方案都在现实中败下阵来。直到新中国的成立，才结束了一百多年来被侵略被奴役的屈辱历史，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百年梦想，并在之后的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的历程中，取得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成果，终于找到了一种适合中国国情的国家治理路径。

　　“物有甘苦，尝之者识；道有夷险，履之者知”。回望我们党领导革命、建设、改革的光辉历程，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改革，到今天，我国社会主义实践已经走过前半程；后半程，我们的主要历史任务便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为人民幸福安康、为社会和谐稳定、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

　　早在1992年，邓小平同志就曾指出：“恐怕再有30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而今，站在新的历史方位，落实这一战略构想恰逢其时。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标注现代化的新高度，成为我们这一代人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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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尹盼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