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疫情，国际社会须坚守事实、科学和理性

2020-06-05 08:47:53　来源：光明日报

　解读疫情：泛政治化不可取

　　张锋：郑教授，您好，非常高兴我们可以以视频对话的方式讨论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治以及这次疫情对世界格局的影响。

　　郑永年：谢谢您的邀请。

张锋：新冠肺炎疫情发展到现在已近半年时间，世界各国的专家学者、政治人物，乃至普通民众，都从不同的角度对疫情进行解读，产生了海量信息。这一方面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和视角，另一方面也给我们带来了信息过载问题。您觉得从哪些角度来解读这次疫情是最有价值的？或者说，您个人最倾向于从哪种角度进行解读？

　　郑永年：您这个问题提得很好。但为了严谨一些，我觉得还是要分两部分来分析。第一部分，也就是关于众多角度中最有价值的角度。不同角度有不同价值，很难说某一种角度最有价值。但也必须指出，任何人在谈论疫情时如果超越了专业边界，或者是出现了泛政治化倾向，则几乎必然是不可取的角度。

张锋：您这个反向思维很有价值。我们确实不应超越专业边界，毕竟疫情防控是比较特殊的领域，涉及流行病学、病毒学、临床医学等专业知识，远非领域外人士可及，贸然置喙便不可取。

　　郑永年：所以包括我自己在内，如果从经济损益、政治角力、人文关怀等角度探讨疫情防控时，要明确自己的专业边界，在自己的专业边界内提供意见，并且保持开放的心态，尊重和接纳其他专业人士的意见。

张锋：很同意。但如果讨论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产生的影响，似乎必然会牵涉到一些与政治相关的内容。这个时候，您建议“避免出现泛政治化”倾向该怎么理解呢？

　　郑永年：我强调的是，即便讨论与政治相关的内容，也要避免泛政治化倾向。也就是说，不要把病毒、疫情，以及疫情造成的经济与社会影响政治化、意识形态化，尤其是不要被激进的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这类情绪裹挟；否则情绪替代理性，无论是对决策者还是对普通人都是非常有害的。这本来是谁都懂得的道理，但坦率地说，这次疫情下，国内外有很多人明知故犯。疫情发生后，我在多篇文章里呼吁回归事实、科学和理性，摒弃狭隘的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对于社会问题，每一个人多多少少都会有自己的情绪，但这种情绪也最能影响人的判断力。思考严肃的社会问题还是要基于事实，进行科学理性的分析，这才是获得真知的基础。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

　　张锋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教授、执行院长

　　6月1日，新加坡滨海湾道路上空空荡荡。新华社发

　　6月3日，人们在法国朗斯市的卢浮宫朗斯分馆参观。当日，卢浮宫朗斯分馆重新对公众开放。新华社发

　　6月3日，在秘鲁阿雷基帕市奥诺里奥·德尔加多医院，中国医疗专家与当地医护人员交谈。新华社发

抗击疫情须处理好政治与科学之间的关系

　　郑永年：第二部分，关于分析疫情防控和疫情对世界产生的影响，我个人最倾向的角度是如何处理政治与科学之间的矛盾，这是一个最核心的问题。疫情本身首先是个科学问题，但疫情防控又不仅仅是科学问题。从人类经验来看，伴随而来的还有两种傲慢。

　　第一种是将其他事物凌驾于科学之上的傲慢。疫情中许多国家没有做到科学优先，而是出现了政治凌驾于科学之上的现象。政治即利益表达，是不同利益之间的力量角力和平衡。利益诉求的表达如果没有被控制在适当的范围内，就很容易压倒科学。美国这次为我们提供了鲜活的反面教材——在政治人物层面，特朗普为了其个人权力、选举等考量，不惜否定专家的科学建议；在利益集团层面，无论是联邦还是各州，都存在是不是要冒险提前复工的争论，这其实反映出功利主义和人本主义的价值分歧；在国际层面，美国的政界和保守派媒体不断制造着种种病毒“理论”，如“中国起源论”“中国责任论”和“中国赔偿论”等等，试图把自己抗疫不力的责任推给中国。

　　第二种是以为科学无所不能的傲慢。在人类和自然的关系上，无论东西方，人们的认知总是有一个过程的，但总体上看，这是一个人类从谦卑到狂妄的过程。在西方，这种变化表现在自由主义的演变过程之中。在东方，自由主义更多地被理解为一种政治经济思潮。但无论如何，最终的结果就是从政治人物到普通民众，人们似乎都只是把病毒当作自然灾难来应对，并倾向于相信一种新病毒出现后，人类能够迅速研制出疫苗或药物。然而，事实远非如此。直到今天，人类仍然没有能够研发出针对2003年SARS病毒的疫苗，也没有研发出针对艾滋病、寨卡病毒等一系列新出现病原体的疫苗。实际上，人类的利己性质往往给病毒和病毒的变种以很多机会和空间。经验表明，在两次疫情暴发间隙，很多国家的行为显示，因为政府的短视和资本的趋利性质，造成了持续投入资金预防疫病的意愿大幅度减弱，针对零星病毒性疾病的疫苗和药物市场不足以推动研究和开发。

　张锋：这些不同层面的利益诉求和政治操作，在一定程度上可能被平抑，但不可能被消灭。那么，如何有效达成政治和科学之间的平衡？

　　郑永年：利益诉求是客观的，不会因为我们不喜欢就消失。但利益有疏导整合的可能，比如我通过观察中国的决策模式而总结出的内部多元主义架构就是一种可取的方案。内部多元主义不同于西方国家不同利益团体间相互否定、相互掣肘的“外部”多元主义。它恰恰是通过决策过程，把不同意见都吸纳到执政党所领导的决策体制中，以期在最大程度上实现代表性和有效性的平衡，也就是传统所说的“民主与集中”的平衡。中日韩为代表的东亚各国虽制度不同，但都有不同程度的内部多元主义特征。因此，至少到目前为止，东亚社会在此次疫情中的表现要远远优于西方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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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迟语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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