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达是我军1955年授衔时的上将，在长达30年的参谋生涯中，参与了著名的神头岭战斗、百团大战、上党战役、鲁西南战役以及渡江战役等，曾辅佐过多位元帅。李达甘当助手，才能卓越，严于律己，生活简朴，家风严明，为全党全军树立了典范。

　　多智善谋

　　李达是我军历史上担任参谋长时间最长的杰出将领，刘伯承元帅不止一次地称赞他是“称职的好参谋长”。

　　1934年4月，李达协助红六军团首长组织指挥了沙市伏击战，仅用两个多小时就一举全歼了敌四十三旅。1943年8月，受刘伯承师长、邓小平政委委托，李达指挥了林南战役，在历时9天的战斗中，我军共攻克据点80余处，歼灭日伪军7000余人，解放人口40余万。

　　1953年4月，李达被任命为志愿军参谋长。当时我军正在酝酿夏季战役，当六十军取得了毙、伤、俘敌共14800人的重大战果时，李达亲自与六十军的作战科长详谈，总结出了加强步炮协同等成功经验，向参战的各部队推广。当二十兵团部队攻占了敌层层设防的轿岩山阵地时，李达在尚未掩埋敌尸的情况下登上轿岩山，细心勘查了敌军部署情况，找出了其特点。当时主持志愿军工作的邓华代司令员将他誉为“诸葛先生”。

　　多智善谋得益于李达严谨的工作作风。每次作战，李达都细致制定计划，一般情况下总是同时拿出两三套甚至四五套方案供首长选择，经常亲自起草作战命令。为了使自己的方案准确无误、切实可行，他坚持调查研究的科学态度，深入前线掌握第一手材料，对部队作战地域的地形地貌都作认真全面了解和考察。长期积累下来，战区的哪条山沟能放多少部队、哪个村庄叫什么名字，他都了如指掌，熟悉他的领导和同志称他是“活地图。”他81岁高龄时，还能对全国2000多个县名背诵如流。

　　精于职守

　　李达不仅是优秀的军事指挥员，还是新中国体育事业的开拓者。无论是哪个岗位，他都兢兢业业，精于职守。

　　抗战初期，作为一二九师参谋长的李达根据对日军作战的实践和我军的特点，对师司令部进行改造，在原来按国民革命军统一模式设置的参谋、侦察、通信、副官4个科的基础上增设了队列科。后来，为加强对干部和部队的教育训练，又把队列科分为队务、训练两科。1942年，他为适应作战和情报工作的需要，又将侦察科扩大为情报处。1945年后，他在晋冀鲁豫军区司令部设了军械科。中原军区成立后，为适应军队进行大规模野战和攻坚战的需要，他又将军械科升为独立的军械处。1945年夏天，他报请刘伯承、邓小平同意，率先在晋冀鲁豫军区设立了军政处，这在当时是一个创举。

　　1958年，李达调任国家体委副主任兼中国人民国防体协主任。到任后，他以高昂的工作热情和扎扎实实的工作作风抓国防体育工作，他从组织建设入手，迅速在全国组建了一批国防体育俱乐部，配置了军事体育训练用器材，如摩托车、汽车、训练用枪支弹药等，并从空军部队调拨了一批飞机和航空、航海模型器材等，还从军队中选派骨干担任教练和辅导员。从国防体育的目标任务、发展规划布置到基层俱乐部的建设以及民兵训练工作等方面，他都亲自参加研究，做了大量开拓性的工作。在短短的时间里，为国防建设培育了一批合格体育人才，为国防体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胸怀坦荡

　　对待同志，李达胸怀坦荡，没有一点架子，只要是同志遇到困难向他提出来了，他总是全力帮助。他到红二军团工作的时间不长，贺炳炎就送给他“李菩萨”的外号，同志们都觉得这个外号十分贴切，与他的为人很相符。所以，“李菩萨”的美名迅速传开了。

　　李达是坚持原则的“菩萨”。他对下属工作要求很严格，但态度亲切，循循善诱，即使下属做错了事，他最严厉的批评就是说几句“乱弹琴”，然后就引导犯错的同志去总结教训。曾经有一位参谋同志，在呈送给李达的战斗报告的信封上把我军部队名称写错了。此事发生后，这位参谋很紧张，担心受处分。李达知道后告诫道：“上面失之毫厘，下面就会差之千里，你在地图上标错了一根头发丝般的曲线，实战中就会产生不可想象的后果。”

　　1934年9月，红三军与红六军团会合后，开展了反夏曦斗争。夏曦在担任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期间犯了肃反扩大化的错误，遭到很多人的痛恨，要求把夏曦扣押起来审查。针对这一情况，李达向任弼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夏曦的错误是人民内部问题，并建议稍停反夏曦斗争，更不能扣押审查。党组织采纳了李达的建议。后来夏曦担任红六军团政治部主任，痛改前非，勤勤恳恳为党工作，直到黑水关殉职。

　　不计名利

　　李达对工作一贯埋头苦干，从不计较名利地位。一些他过去的下级，后来提升了，甚至职务比他高。他从内心里为他们高兴，见到他们时，总是勉励他们好好为党工作，保持革命的本色。他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有了成绩不争功，出了问题不推诿。每次总结作战经验，他总是把功绩归于党、归于大家，而把缺点和错误当作自己改进工作的动力。

　　早在红二方面军和援西军工作时，李达就已经担任了参谋长职务。在红军整编为八路军后，他起初仅担任一二九师的参谋处长，一年后才担任参谋长，其间他的情绪丝毫未受到影响，照旧一心一意地埋头工作，尽职尽责。

　　1943年9月，李达兼任太行军区司令员。在将近两年时间里，他指挥部队取得了许多战役战斗的胜利。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党中央决定成立晋冀鲁豫军区，李达二话没说，仍回到军区参谋长的岗位上。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实行军衔制，李达被授予上将军衔。可他却像根本没有这回事一样，从未向家人提起自己的军衔。所以，孩子们都不知道爸爸究竟是什么军衔。

　　女儿在学校经常听同学们谈论谁的父亲是中将，谁的父亲是少将，她便也想问问父亲的军衔。一天，女儿问李达：“爸爸，你是什么将？”李达回答说：“小孩子打听这干什么？我是什么将——芝麻酱。”孩子们过了许久才从报纸上知道，父亲的军衔是上将。

　　严教子女

　　对待子女，李达在疼爱的同时也严格要求。他教育子女的方针有三条：一是自力更生，不准用他的名义谋私利；二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三是艰苦奋斗，吃苦耐劳，勤俭节约。他从不肯为子女的事情动用权力。

　　新中国成立初期，李达在陕西老家农村的大儿子找到了父亲，想找一份工作。李达深知儿子经历的苦难，以他的影响力，给安排个工作是十分容易的事，可他却教育儿子安心去当农民，于是，大儿子又回到农村。20世纪50年代，李达还送给大儿子一辆架子车，鼓励他在老家搞好农业生产。

　　李达的大女儿在新疆军区边防部队工作多年，李达从未向军区领导打过招呼，而军区领导中，有好几位都是李达在战争年代的老战友或者部下。直到李达到新疆军区检查工作时，秘书把大女儿找来，军区领导才知道此事。后来，女儿和女婿调到了乌鲁木齐的军区总医院工作，李达见到他们时还询问了此事：“你们不是在边防工作吗？怎么调到乌鲁木齐来了？”得知女儿女婿是组织上因为工作需要调来的，没有找任何关系，李达才放了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