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谏太宗十思疏》看如何建言

胡海升

2020-03-27 16:01:06　来源：学习时报

我国古代，公文往来频繁，著名人物的著名公文不胜枚举。这其中，有教告众民的，有昭告诸侯的，有宣誓文辞的，亦不乏战斗檄文。而最为人们所知的，当属臣子对帝王劝谏的公文，如秦代李斯的《谏逐客书》，西汉贾谊的《论积贮疏》、晁错的《论贵粟疏》，唐代魏徵的《谏太宗十思疏》《十渐不克终疏》、韩愈的《论佛骨表》，明代海瑞的《治安疏》，等等。这之中，又以魏徵的《谏太宗十思疏》最为著名。
　　唐太宗是中国古代帝王的杰出代表，他的“贞观之治”开启了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中一个政治清明，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的阶段，使中华民族7世纪中叶在世界范围内傲视群雄。《资治通鉴》记载，贞观年间，“天下大稔，流散者咸归乡里，斗米不过三四钱，终岁断死刑才二十九人，东至于海，南极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取给于道路焉”。由此观之，贞观年间，政治清明，人心安定，百姓安居乐业。而这一切，一方面与唐太宗这位杰出帝王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另一方面，唐太宗手下文臣武将群英汇集，人才辈出，也是唐初国家兴旺发达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其中，魏徵就是他们中的佼佼者。
　　魏徵本是太子建成旧臣，玄武门之变后，辅佐太宗17年。17年中，劝谏无数，可谓唐太宗最重要的一面“镜子”。他的《谏太宗十思疏》写于贞观十一年（637年），意在劝谏太宗居安思危，戒奢从俭，积其德义。唐太宗立国之初，扫平天下，能够吸取隋朝灭亡的教训，励精图治，与民休养生息。但随着功业日隆，渐生奢靡之心，“喜闻顺旨之说”，“不悦逆耳之言”。魏徵深为忧虑，多次上书规劝，《谏太宗十思疏》便是其中的一篇。
　开宗明义不卑不亢
　　《谏太宗十思疏》开篇第一段先以排比句切入，语气不卑不亢，通过成败得失的比较推论，提出“可畏惟人”，从而引出民心的重要性。然后从反面论述：“源不深而望流之远，根不固而求木之长，德不厚而望国之治，虽在下愚，知其不可，而况于明哲乎？”寥寥数语，以反问的方式，强调的意味呼之欲出。反问之句，似有“挑衅”之意，正契合了“忠言逆耳利于行”的古训。接着，魏徵进一步提出观点，“人君”地位崇高，责任重于泰山，若“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则国家长治久安将是水中月、镜中花，如同“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长”一样荒诞无稽。本段结尾，与前文呼应，并充分利用了“木”与“水”的比喻。
　遵循规律总结经验
　　第二段，作者遵循写作规律，总结历史经验。从创业与守成、民心向背等多角度论述“居安思危”的道理。“凡百元首，承天景命，善始者始繁，克终者盖寡。”第二段开头即写出了历代君王善于创业而不能守成的客观规律，此乃人之常情。这不禁使人想到三百年后的后唐庄宗李存勖，其事在《五代史伶官传序》中有所记载。庄宗初期，意气风发，不忘晋王李克用“三箭”之遗恨，终完成先辈未竟之事。功成后，庄宗志得意满，沉湎于声色，崇信伶官，疏忌杀戮功臣，横征暴敛，以致百姓困苦、藩镇怨愤、士卒离心，最终死于兴教门之变。也许唐太宗和后唐庄宗皆于成功面前有所懈怠，但魏徵与众伶官怎可同日而语，这也许是太宗朝的大幸吧。回到文章，魏徵在“人之常情”之后，点出了“思国之安”的重要性，并接以“岂取之易守之难乎”的设问，引出具体的分析和论证。指出“殷忧”与“得志”的两种不同的心态：殷忧，则竭诚待人；得志，则纵情傲物。然后写出了两种不同心态导致的截然不同的两种结果：“竭诚则吴越为一体，傲物则骨肉为行路”。对人的态度各异，从而成败各异。紧接着，魏徵写道：“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把君民关系比作了水与舟，指出了千古的真理，给人以振聋发聩的启示。
　居安思危正己安人
　　第三段，作者提出了“居安思危”的举措，即“十思”，其核心是“正己安人”，但各条又有所侧重。“将有作，则思知止以安人”，这两条是劝谏帝王切忌奢侈，如喜好器物美色，大兴土木，劳民伤财等；正所谓：“祸患常积于忽微，智勇常困于所溺。”所溺的事物愈多，则治国奋斗之心愈少；“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惧满盈，则思江海下百川”，这两条劝谏皇帝要恪守本分，不骄不躁，虚怀若谷，从善如流；“乐盘游，则思三驱以为度”，是劝谏皇帝不要放任自己的欲望，要持之有度；“忧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是劝谏皇帝要勤勉政事，并且小心谨慎，不要怠惰；“虑壅蔽，则思虚心以纳下”，是劝谏皇帝“兼听则明”，正所谓：“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放下身段，多听取臣下的意见，才能了解真实的情况；“惧谗邪，则思正身以黜恶”，是告诫皇帝“偏听则暗”，应大胆起用直臣，罢黜小人；“恩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赏；罚所及，则思无以怒而滥刑”，是说赏罚要按国家尺度实行，不能因喜怒而有所偏颇。以上“十思”即十条劝谏之言，句句坦诚，字字珠玑。从修身、用人、纳谏、赏罚等多方面展开论述，使帝王“简能而任之，择善而从之”。“十思”勾勒出初唐的治国方略，真可谓“金玉忠言”。
　　《谏太宗十思疏》结构严整，内容针砭时弊，思想性强，语言顺畅，说理自然，在唐初社会中体现了很强的现实性。即便在1400年以后的今天，仍然有其现实意义。
　思维缜密作风严谨
　　从“十思”的结构安排内容来看，其结构严整，内容基本涵盖了可能容易出现的所有不良倾向，概括准确且没有遗漏，这体现了魏徵缜密的思维和严谨的治学、处世的作风。这对今天现实的工作，尤其是文秘等工作而言有着深刻的意义。文秘工作，繁复而无序。大小事务，做到并行不悖，零差错率，是极不容易的，尤其需要缜密的思维和严谨的作风。文秘工作上的疏忽，往往体现在工作安排以及工作沟通、落实等具体方面，很多情况下并非故意出错，而是“马大哈”“欠考虑”所致。这正说明了缜密、严谨的重要性。而从《谏太宗十思疏》通篇来看，无论是结构安排，还是具体内容，都经过了深思熟虑的思考，自上而下，洋洋洒洒数百字，毫无杂乱之感，且考虑、概括全面，极具说服力。而文秘工作所急需的，正是这样缜密的思维能力和严谨的工作作风，对纷繁诸事，要多思、多虑，安排得当且无所遗失。虽然这样的高标准很难一蹴而就，但在日常工作中，若从小事做起，时刻留神，培养自己缜密的思维和严谨的作风，则遇大事时，必能受益而无纤介之祸。
　原则坚定策略灵活
　　魏徵虽为古代有名的“直臣”“谏臣”，但其上陈奏事亦会讲究方式方法。这正说明了“原则坚定性和策略灵活性的统一”。开篇，作者并未开门见山将“十思”列出，而是用比喻的方式引出质问。一方面给读者（唐太宗）以震撼，另一方面，又不失策略，并没有直接面陈唐太宗之过，留下了余地，让人易于接受。第二段，魏徵分析了古代帝王的“规律”，即取天下易，而守天下难。以历朝历代治乱兴衰的教训引出君王对臣民应有的态度，并引出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千古之理。最后，作者在此基础上总结出了“十思”，作为劝谏帝王的金玉良言，结构合理，一气呵成。全文并无一句指责太宗之语，而从对历史的分析，事物的比喻中足见其理，引导太宗从修身、用人、纳谏、赏罚等多方面严于律己，做一个明君。“不盲从其误，不直驳其面，尽己之力，择时机而规劝，以尽职务之责”，具体而言，就是采用灵活的方式方法，如从其他方面入手，潜移默化地传达自己的忧虑与规劝，以尽到“人臣之道”，自可无愧于心。
　　《谏太宗十思疏》作为古代公文的代表作之一，虽写于1400年前，但其体现了中华民族正直的精神和智慧的力量。

编辑：迟语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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