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高水平开放倒逼深化改革

——访著名经济学家常修泽教授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的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正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如何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4月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提出，要推动改革开放取得新的重大成果，善用高水平开放倒逼深化改革，提升市场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本期我们特别邀请著名制度经济学家常修泽教授来谈谈如何用高水平开放倒逼深化改革这一重大问题。

　　“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

　　记者：常教授，谢谢您在新年伊始就接受我们《之江会客厅》的访谈。2017年《之江会客厅》专栏创设时，您曾是第一位嘉宾。

　　常修泽：很开心与来自“改革开放先行地”的浙江朋友交流。进入2020年才10多天，世界棋局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动因素，值得我们关注。

　　记者：习近平主席在二○二○年新年贺词中指出，“一年来，改革开放不断催生发展活力”。2019年11月5日，他在第二届进博会上强调，将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促创新，持续推进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您认为20年代应如何推进更高水平的开放？

　　常修泽：改革开放确实在催生我们国家的活力。2018年4月，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开幕式演讲中，习近平主席强调，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怎么“越开越大”呢？我提出3个关键词，6个字：地域、领域、文明。

　　首先是“地域”越开越大。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开放的对象将越来越多，基调是“向全世界开放”，注意，我讲的是“面向全世界”；二是开放的地域也越开越大，从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一直到东北和海南等开放新前沿。

　　其次是“领域”越开越大。简言之，我把它概括成“五流加一升”。“五流”即：资金流、技术流（包括信息流）、产品流（包括服务品流）、产业流、人员流，五流全开放。领域重点是要适应新的形势，研究新的特点，上新的台阶。新在哪里？新在下一步将推动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转变、提升。“制度型开放”，将成新的看点。

　　最后是中外“文明包容度”越来越大。“风物长宜放眼量”。在21世纪的今天，这应引起社会高度关注。中外文明之间，第一步是“包容”，第二步是“交融”，最后有一部分将可能“融合”，当然交融中会有“博弈”，但前提是文明包容。我在2013年出版的《包容性改革》一书中，引用了德国著名哲学家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的一段名言，阐述了这个观点：每一种文明都有自己的“根”，每一种文明都有自己的“人”，每一种文明都有自己的“命运”，文明是平等的，文明是多样的，文明是可以包容的。这是20年代中国开放大门“越开越大”的题中应有之义和必然趋势，应引起重视。

　　“善用高水平的开放倒逼深化改革”

　　记者：2019年4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四次会议提出，要推动改革开放取得新的重大成果，善用高水平开放倒逼深化改革。您是专门研究体制变迁理论的经济学家，能不能重点就经济这个领域来谈谈这个话题？您认为当前经济领域的改革主要应从哪些方面入手？

　　常修泽：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开放倒逼下的中国改革面临纷繁复杂的局面。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在经济领域，开放倒逼下的改革怎么办？我在2019年曾发表了一篇《开放倒逼下中国经济改革“双突破论”》，即通过产权制度创新完善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两个“突破点”来带动新阶段整个经济体制改革。

　　在创新完善产权制度这个“突破点”上，我认为，首先应该从“广义”角度把握产权内涵，既包括经济领域的物权、债权、股权等，又包括知识产权等各种人力资本产权，以及自然资源资产产权等。2018年和2019年中美经贸摩擦涉及知识产权等各种人力资本产权以及其他产权等。

　　其次是把握“民营经济内在制度要素论”。2018年11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明确作出两个判断：“民营经济是我国经济制度的内在要素，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一个是“制度的内在要素”，一个是“我们自己人”，这两句内涵很深刻，是个制度性判断。

　　最后是健全现代产权制度的四根支柱，即产权界定制度、产权配置制度、产权交易制度、产权保护制度。开放倒逼的新形势下，必然要求四个产权制度更要“界定清、配置准、流转畅、保护好”。

　　在要素市场化配置这个“突破点”上，一是要排除干扰，把“市场决定论”落到实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的重大突破。但在实践中遇到干扰，也有一些悬空，所以，我说，要“排除干扰”，要“落到实处”。

　　二是要针对“短板”，切实提高中国经济的“市场化指数”。中国经济市场化的短板主要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这里有三个要点：第一个是市场配置资源的比重，第二个是政府对企业的干预程度，第三个是政府机构的规模扩大指数。从我实际调查来看，这三个要点在地区之间的分布状况是不平衡的。浙江情况比较好，例如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政府提出企业“不叫不到，随叫随到”，我在很多场合反复讲浙江这八个字：“不叫不到”就是不干预嘛，“随叫随到”就是为企业服务，当“店小二”嘛。浙江近几年大力推进的“最多跑一次”改革更是实实在在的为企业服务的有力举措。

　　三是要以中美经贸摩擦中的案例为鉴，“推进国企改革要奔着问题去”。首先要“奔着”确立国企市场主体地位和健全现代企业制度等“问题”去。其次，随着开放倒逼，三类国有资产如何资本化，即经营性的国有资产、金融性的国有资产、资源性的部分国有资产怎样进一步资本化，这些都是要素市场化配置需要从长计议的问题。

　　四是要放宽市场准入，着力清除市场壁垒。“着力清除市场壁垒”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重要提法，也是参与经济全球化绕不过的问题。传统的垄断行业，包括电力、电信、铁路、石油、天然气等领域，应按照《外商投资法》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营造更好发展环境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的意见》，切实放宽市场准入，消除隐性壁垒，鼓励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扩大投资。

　　我认为，以上四个问题是当前要素市场化配置框架之支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