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汽（东风汽车公司）设计年产10万辆卡车，其中越野车占45%。当时不仅在国内规模最大，在世界上也罕见。投产后，美国通用汽车公司代表到现场参观，听说二汽从设计到建成没有外国人参与，表示简直不敢相信。

　　国人梦想建设二汽由来已久。早在1952年底，毛主席就提出要“建设第二汽车厂”。一汽建设同时，中央就任命湖北省委副书记刘西尧为二汽筹备处主任，安排一批领导干部（包括黄正夏）到一汽实习，并在武汉、成都选过厂址。后来由于形势变化，未能上马。

　　1958年和1964年，二汽又分别在湖南常德和四川选过厂址，历经几上几下。到1965年二汽才正式列入第三个五年计划，成为三线建设重点项目。当年7月，一机部向国务院报送《第二汽车厂建设方案》。（1965年）12月，一机部任命以饶斌为首，包括齐抗、李子政、张庆梓和陈祖涛在内的二汽五人领导小组，这才密锣紧鼓地开展筹建工作。

　　当年陈祖涛37岁，是五人中最年轻者。据说段君毅向饶斌推荐陈祖涛时说，介绍给你一位能干20年的总工程师。但未及任命，二汽军管后实行“司政后”编制，文革中和“臭老九”有联系的职称都不见了。

　　1973年形势发生变化，饶斌在一次会议上向李先念建议，二汽恢复总工程师，得到首肯。饶当场推荐陈祖涛，（1973年）11月，湖北省委正式下文，任命陈祖涛为二汽首任总工程师。这也为全国大型企业带了个头。

　　1956年，陈祖涛在西德参观奔驰汽车生产厂。 艰难的定位一机部副部长白坚一针见血地指出，金兵都要渡河了，你们还在议论不休……二汽还建不建啦？这样及时拍板定下十堰厂址，在关键时候保住了二汽项目。

　　作为汽车工厂设计处处长，1958年陈祖涛就参加过为二汽选厂址，这次选择厂址和规划设计工厂的责任自然也落在他肩上。

　　设计二汽当时唯一的样板是一汽，设计人员绝大多数也是一汽培养出来的，照抄一汽是最稳妥的办法。而一汽产品基本是照搬苏联吉斯150，工厂是照抄斯大林汽车厂。但五人领导小组的一致意见，二汽设计应该略高于一汽，必须采用新产品、新工艺、新设备、新材料，即所谓“四新”。汽车产品要略高于吉斯150，而且要系列化，具备研发能力。生产要专业化。工艺水平也要略高于一汽。最后制定出《建厂方针十四条》。

　　怎么实现？五人领导小组提出用“包建”办法，动员全行业各包建厂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把大家的革新经验移植到二汽。南汽更是提供了汽车产品试制基地。

　　二汽职工队伍也由各包建厂对口支援。一汽把干部和三级以上技工分成三组，其中一组给了二汽。这一切，都是依靠国家大力支持，比如找一汽要人也不是没困难，李子政和陈祖涛最后找到当时在长春开会的段君毅（时任一机部部长），段部长亲自找一汽领导才谈定下来。

　　在三线建设“靠山、分散、隐蔽”方针指引下，建设上百万平方米厂房，又能进行现代化大量生产的二汽，选择厂址成为难题，过去在武汉、湖南等地所选场地都不适合。1965年春节一过，饶斌就带领姜季炎、韩云岭和我到川南、川北、贵州各地跑了20多个县。接着齐抗又带领我们到湖南、湖北考察一遍。最后，由陈祖涛带队又普遍考察一番。这几次我都参加了。

　　厂址难定的矛盾在于，既要符合三线建设方针，又要能满足十万辆汽车生产的基本要求；既要能摆下上百万平方米厂房，又要运得进原材料，发得出成品汽车。当然，地质、水源、气候、生活等也不能忽略。二汽厂址目标最后转移到湖北，是根据襄渝铁路走向而决定。1965年陈祖涛曾和铁道部副部长彭明一起到陕西、湖北考察，后来一机部得到邓小平传达中央高层领导指示，襄渝铁路要走鄂西北，于是才下定决心把选厂址目标转到湖北、陕西一带。

　　陈祖涛带领何方、李延彭、李学诗，乘坐BJ210吉普车在湖北沿老白公路（老河口到白河），夜以继日地踏勘了许多大小山沟，最后拿出以十堰小镇为中心的厂址方案。小镇群山环绕，呈放射状分布着较宽阔的山沟，离汉江27公里，离堵河20公里。水源有保障，离丹江水库80公里，电力可就近供应。襄渝铁路修通后，和襄樊、武汉交通方便。陈祖涛满怀信心地向上级写了报告。（吴庆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