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中的青春张力

2019-04-25 10:09:43 人民政协报

　　2019年是五四运动100周年。4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四次集体学习时强调，纪念五四运动、发扬五四精神，必须加强对五四运动和五四精神的研究，以引导广大青年在五四精神激励下，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

　　这一重要论述，为深刻理解和把握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指明正确方向，提供了基本遵循。

青春崇拜的时代

　　“三皇五帝夏商周，春秋战国乱悠悠”，中国因历史悠久而被视为老大帝国。一直到了清代，从皇权掌控者到士农工商，大家的感觉普遍比较良好。然而，自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迫使中国一步步丧失独立地位和自信心。

　　一大批有志之士开始反思与探索，不料从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均以失败而告终。梁启超逃亡日本后，开始对旧式官僚、士大夫倍感失望，创办《清议报》，希望中国的新一代，如初生之日，光芒万丈。他“心目中有一少年中国在”，并得出得论：“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少年中国说》）。

　　孙中山发起的资产阶级革命，最早就是由青年加盟的。1894年，28岁的孙中山在檀香山兴中会宣言中，最早提出“振兴中华”这个令人心动的目标。在孙中山周围，团结了一帮有共同抱负的年轻人：陈少白25岁，陆皓东26岁，郑士良33岁。1905年在日本结识孙中山并追随左右的黄兴，比孙中山整整年轻8岁，著有《猛回头》和《警世钟》的湖南青年陈天华比黄兴小1岁，同为湖南人的宋教仁比黄兴小8岁，1903年四川“仔儿”邹容撰成《革命军》时才18岁。这些受过良好教育、情感充沛、思想敏锐的青年人，不计任何个人功利，勇敢地站在忧国忧民的时代前列。

　　本来，国人对辛亥革命建立起的民国抱有很多期许，但袁世凯当上临时大总统后，却大兴尊孔复古之风，为其进一步登基做皇帝造势。民众彻底失望，知识分子也彻底清醒。

　　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刊《青年杂志》，揭开新文化运动的序幕。所谓新文化，自然是相对于旧文化的。这场运动旗帜鲜明地提倡科学与民主，猛烈攻击封建主义的专制和愚昧，掀起了追求解放、追求真理的新热潮。以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作为旗手和中坚力量，他们的平均年龄才30岁。深受他们影响的京津学生邓中夏、高君宇、黄日葵、张太雷、周恩来等，包括外乡来京青年毛泽东都是19世纪的“90后”。

　　陈独秀有着烈火一样的热情，他大声疾呼：“青春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宝贵之时期也。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身。”性格沉静、崇尚调和之美的李大钊，也对青春给予高度赞美：“青年者，人生之王，人生之春，人生之华也。”“以青春之我，创造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资以乐其无涯之生。”

　　五四运动爆发前夕，“北京的学生界，三五成群，课余饭后，在教室，操场、公寓里，凡是大家游散聚坐的地方，无不争论着国事与报纸刊物上的文章。一股新的力量正在蕴蓄、滋长中，到处遍布，到处散发。”

　爱国激情

　　在中国这样一个人情味相当深厚的国度里，任何成规模的抗争性运动，必然伴随着悲情动员。

　　五四运动前夕，当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协约国的胜利而结束的消息传来，“全世界都发狂了，中国也传染着了一点狂热”“一时‘公理战胜强权’‘劳工神圣’‘民族自决’等名词，呼喊得很响亮，激动了每一个青年的心弦，以为中国就这样便宜地翻身了”。正当北京的青年学生及全国社会各界眼巴巴地期望巴黎和会能够实现“公理战胜”的梦想时，却传来了“强权”战胜“公理”的“晴天霹雳”。这个巨大的落差让热血青年难以忍受。强烈的危机感使他们痛心疾首，进而产生出非表达不可的内在冲动。

　　某一运动的发生，总是先由少数人全身心投入其中，进行组织动员。在五四运动的前一天，5月3日晚上召开的北京大学学生大会上，17岁的刘仁静同学（后来是中共一大最年轻的代表、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积极发动者和负责人之一）当场拿出一把菜刀，要以自杀激励国人。法科学生谢绍敏悲愤地咬破中指，裂断衣襟，写下血书“还我青岛”（五四游行当天被当作抗议标识之一，悬挂在天安门前）。24岁的北大文预科学生郭钦光在5月4日当天，“奋袂先行，见当局下逮捕学生之令，愤然大痛，呕血盈斗”，三日后病故。这是在五四运动中死去的第一位爱国志士，因而引起大家的沉痛哀悼，直接推动了5月19日北京学生总罢课。

　　在全国各地呼应北京学生行动、发动群众参与的过程中，以激烈行为来刺激群众的场景比比皆是。当上海华界电车工人原来对于罢工未有一定坚决的主张，“嗣经若干学生要求停驶，间有横卧轨道中以生命与抗者，一时人心大感动，遂同盟罢工”。当上海学生们在按户动员各商号统一罢市遭到店主拒绝后，不惜以“沿街跪求”的办法，进行哀告。

　　在天津，马骏在动员绅商罢市时，曾以死“换诸君之牺牲”，愿以自己的性命“牺牲”换取商家牺牲私利，共同罢市。虽然自杀未遂，但“大众受此刺激，顿下决心，当场表决”，达不到要求“仍继续罢市”。

　　湖北阳新县“工业生张则范以钢剪砍断中指，用白布手巾书写血书‘誓争青岛，众志成城’八大字”“各代表奉为救国旗，通示各校，大为感动也”。

　　江西女师范学生程孝芬“发起女子救国团，断指血书：‘提倡国货，用日货就是冷血动物’十余字。”其行为使“校长感愧，同学激发”“赣省各界因之大为感动”。

　　以自残或自戕的方式来激励情绪，在当时的群体行动中比较多，除了特定的社会环境因素和青年的激情燃烧之外，也是社会认同相对较弱的一种无奈之举。

与工农结合

　　1939年，在五四运动发生20周年之际，毛泽东在延安评价道：五四运动时期的知识分子比辛亥革命时期的知识分子更广大和更觉悟然，“而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他还说，“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就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起。”

　　中国青年知识分子要与工农群众五四运动相结合，既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也有自身探索的努力。李大钊在五四前夕就说过：“要想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到社会里面，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我甚望我们中国的青年认清这个道理。”1919年五一劳动节当天，北京大学一部分学生和工友一起，在位于北京景山东侧马神庙的理学院（被称为二院）大讲堂举行了纪念大会。邓中夏等几位学生也在当天赶到长辛店铁路工厂，对工人发表讲演。

　　五四运动中，工人阶级作为一种自觉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使斗争取得重大胜利，敏感的知识分子“渐知工人阶级的势力比学生大”。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及青年学生意识到下层民众中蕴藏着巨大的政治力量，试图加以动员，“劳工神圣”“到民间去”等口号得以流行。

　　如何群众化呢？当时较为普遍的认识是所谓“养成群众”，即充分了解群众的衣食住行和语言，经过政治文化宣传和生计教育，“使他们化不知以为知，而且要使他们知道之后，能表同情，能给帮助，能来携手。”于是，“五四运动中的有一部分学生领袖，就是从这里出发，‘往民间去’，跑到工人中去办工人学校，去办工会。”

　　其实，在五四运动中，青年学生对待下层民众的态度是一种两难选择：一是为要达到运动之目的必须唤醒民众，使其广泛参与其中，才能产生更大的影响。二是当社会各界大量参与运动后，学生忧虑下层民众因缺乏组织、自私、惰性及流氓习气严重，可能对运动目标、一致行动和行动秩序造成伤害。

　　这种小资产阶级的愁绪很快被火热的实践所替代。到了1920年5月前后，五四运动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即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两股力量相结合的阶段。邓中夏与北大学生经常在长辛店和南口铁路工人中工作，当时工人的生活很艰苦，邓中夏与工人同住、同吃，突破湖南口音的障碍，与工人们谈笑风声。这年的3月，浙江俞秀松到上海厚生铁厂作工，观察工人的状况、工人的心理。同年8月，李大钊、周恩来在北京陶然亭发起五团体会议，不仅要求组织起来，而且喊出了“到民间去”的口号。在长沙的毛泽东把自己打扮成工人模样，到工人聚集的地方和他们接近，到茶馆和工人喝茶、谈心、交朋友。

从愤怒青年到奋斗青年

　　“火烧赵家楼”原本是没有列入五四示威游行预案之中的，但却因学生的有序请愿受到阻挠和冷落而成为顺理成章的延伸。假若3000名学生按照预定路线游行一圈就返回学校（实际上已有学生返校），没有火烧赵家楼这一幕（导致北洋军警逮捕学生32人），那么5月4日当天游行示威的影响力和冲击力可能是另一种效果。这一激烈行为，自然地成为五四运动的标志性事件和重要“拐点”。

　　五四运动中的抵制日货，一直持续到1920年一整年。抵制的中坚力量，肯定是学生。北京大学、清华学校等北京各校学生，将学校消费社和学生“旧日所购日货”，一起拉到先农坛，冲破军警阻拦，付之一炬。还有很多学生把自己和家里人所有的日货，统统砸掉烧毁。在抵货运动的高潮期间，学生们不仅不买日货，而且不跟任何与日本有关的事沾边，不坐日本车，不乘日本船。

　　其实，爱国仅有热情、仅有愤怒是不够的，还需要自我奋斗意识、工业实力和科技实力。资料显示，1919年（五四运动）和1925年（五卅运动）两个抵制日货最为激烈的年份，日本对华输出额却明显高于同期其他年份。原因在于每次抵制日货风头过后，商人们便会大量购进日货，以满足基层民众获取物美价廉日用品的需要。据《大公报》报道，1919年6月16日，长沙学校放假，街上没有了学生演讲和检查，一些店铺就开始偷偷卖日货，“而无知愚民只知贪图便宜，乐往购用”。因为当时条件下，中国的国货很难同日本货竞争。很多日用品如常用的脸盆、牙粉、墨水等，国产品牌很少，而且市场占有率很低。以至于抵货运动开始时，学生们只能使用手工生产的木盆和铜盆。

　　不论怎么说，抵货行动给中国的民族工业带来了很大机遇。工厂开足马力生产，商家兴高采烈买卖。一些新的企业计划，趁着运动的火热，纷纷出台。对于广大青年学生来说，也需要考量助力国家强盛需要什么样的方法和路径。一时愤怒可以解决表象问题，国家尊严最终是靠实力来维护的。其实，从清末到民国初年不断出现如“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的主张，但是西方列强环伺、国内战乱频仍、民族旦夕危亡的历史背景下，这些主张均难收到大的成效。唯有以革命的暴力手段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新的国家和新的秩序，才能为包括广大青年在内的国人奋斗提供必要的外在条件。

五四精神的实质是爱国

　　“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祖国的一种深厚的感情。”列宁如是说。爱国是天然的、天生的，从来不需要理由。而中国民众的爱国表达总是从反帝开始的。

　　自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从东南沿海地区轰起，迫使中国一步步丧失独立地位和自信心，海防被破、城池失陷、屈辱条约、割让土地、赔偿白银、京城被占……上至朝廷命官、士大夫，下到贩夫走卒，但凡尚有一丝良知和自尊者，无不笼罩在郁闷悲催的情绪和亡国灭种的阴影之中。与此同时，随着民族危机空前加剧，帝国主义国家侵华给中国人带来的一波波的屈辱感触发了民族意识的快速增长。

　　辛亥革命之后，中国经济发展迎来了难得的“黄金十年”。但短暂的经济增长难掩深刻的社会矛盾和潜在危机。“二十一条”、袁氏称帝、张勋复辟、军阀混战……中华民国并没有带来和平、秩序和统一，还需要有一些更深层、更根本的精神来唤醒国家和人民。

　　山东是孔孟之乡，是中国儒家文化的重要发祥地。当山东问题被巴黎分赃会议拿来作为列强间利益博弈的筹码时，山东愤怒了！中国愤怒了！

　　随着五四风暴来袭，学生以牺牲学业、甚至以身体、生命为代价参与大规模集体行动，需要有一个能够被一致接受的主题———爱国就成为别无二致的最佳主题，民族国家危机也就成为发动运动的最佳机遇。因此，学生运动多以能够超越社会各阶层利益的民族主义为号召，并以外部刺激为唤醒民众的主要因素。

　　游行示威口号是运动参加者心声的直接表达。从“还我青岛”“誓死力争青岛”“取消二十一条”“拒绝签字巴黎和约”“保卫国土”“反对强权政治”，到“打倒卖国贼”“诛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卖国贼曹汝霖”“国民应当判决国贼的命运”“卖国贼宜处死刑”，充分彰显了青年学生“外争主权，内惩国贼”的浓浓爱国情怀。

　　五四运动体现出的爱国精神，恰恰是强烈民族情绪的起爆。现代民族主义不同于传统的忠君报国，不同于义和团的排外运动，也不是孙中山的排满主义。它不是狭隘的而是开放的，不是保守的而是进步的。它的基本要义在于：维护国家领土的完整、主权的独立；对自我价值、文化的认同；为强盛国家，革新本国不适应现代生活的制度和文化，学习世界先进科技、制度。它与爱国主义目标相同、心理基础相同，在某种意义上多有重合。

　　当然，从五四运动的全过程观察，纯粹的民族主义无法成为大规模群体行为的唯一武器。对于学生及广大民众而言，帝国主义过于强大，无论集会演讲、游行示威，还是最为激烈的抵制日货，都不愿直接引发交涉或武装干涉。于是，运动的主要对象逐步内转，转而谴责政府的腐败和无能，要求首先清除政府内部的卖国分子或丧权辱国者，革新改良政治。上海罢市时，尤其强调“此次罢市，是对内的，不是对外的”。

　　当运动目标转向对内时，当局的处置便成为运动深入的主要刺激源，对于斗争对象和解决方式、程度的要求随之模糊化，动员的口号、方式也发生某种变化，学生运动的唤醒作用便告一阶段。

　　100年以来，五四精神作为一种基因，已经植入到了中国青年的思想细胞中。正像有的学者所论述的那样：“在百年中国数代年轻人的运动中，在革命、改革、改良、动乱、造反的社会状态里，只有五四是青春的，是酣畅淋漓的，是激荡的，是纯洁的；只有五四是老大中国的一次少年张狂，是衰败文明的一次青春救赎；只有五四空前绝后地打量着传统文明。青春五四跟我们数代年轻人的血脉相通。”从某种意义上讲，五四精神是一种青年精神、现代精神、未来精神。

　　（本文作者为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青运史学科首席专家）

编辑：谷永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