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料瓶回收再利用　一个塑料瓶的再生之旅

2019-02-11 03:38:16 人民日报海外版

消费者将空塑料瓶投入智能回收机中。（盈创公司供图）

　“妈妈，今天去卖瓶子吗？”陈肖快3岁了，这个春节假期，她给自己找了一份新“工作”：收集家里的塑料瓶。她家住北京市朝阳区双桥地区某小区，前些天，小区里安装了一台饮料瓶回收机。投一个空瓶进去，系统会自动返还0.05元到用户手机账户里。由于得到妈妈王女士“回收瓶子的钱都归你”这个保证，陈肖热情高涨，把家里的空瓶子都收集起来，隔一段时间就投到回收机，返还的钱由她的妈妈存在微信账户里。王女士说：“我鼓励孩子收集空瓶，这会增强她的自立能力和环保意识。”

　　陈肖这看似简单的一步，正是中国塑料饮料瓶回收再利用的一个重要环节。统计显示，随着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提升，中国饮料包装物数量激增。其中塑料瓶年消费量超过500万吨，约为2000亿个(人均约143个)，居世界首位。北京等超大城市中，废弃饮料包装物占包装废弃物总量的40%—50%。塑料瓶等数量惊人的废弃饮料包装物，如果得到有效回收、处理，将产生巨大再生利用价值，成为“放对地方的资源”，处置不当则容易加剧“垃圾围城”现象。

　　经过40多年发展，中国在塑料瓶回收再利用方面成效显著。环保意识大为增强的中国人，正和政府、塑料再生行业企业一起，努力建立一个塑料瓶回收、处理、再生的良性闭环，让大多数塑料瓶得以“再生”利用。那么，一个塑料瓶从产生到“再生”，具体过程是什么样的？未来塑料再生行业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本报记者进行了探访。

　　1.每次投瓶，都在改变世界

　　春节假期的北京，很多游客手里拿着水已经喝完的空塑料瓶。和以往随手扔进垃圾箱不同，不少人如今会给这些瓶子一个更好的去处——“饮料瓶回收机”，一个像自动售货机一样的机器。

　　在朝阳路一个快速公交站里，来自广东的游客王先生正把几个空瓶子投进饮料瓶回收机里。这台机器高约2米，机身上有触摸屏、投瓶口、二维码扫描区和打印机。王先生在触摸屏上点击“投瓶”按钮，投瓶口迅速张开圆形“大嘴”，他将空瓶有条形码的一面朝上，放入“大嘴”中，一条绿色传送带很快将空瓶送进机器内部。

　　随后，屏幕上出现一行信息：返还0.05元，可以输入手机号码充话费，或把“一卡通”放到感应区充值，还可以捐给公益组织。王先生选择了捐出。他说，以前去国外旅游时见过类似回收机，但能够扫码返现的还是第一次遇到。在他的带动下，周围游客纷纷排队操作，把空瓶投到机器中。

　　在北京，这种集手机支付、物联网技术于一身的回收机数量已达5000多台，分布在公交站、学校、超市、住宅小区门口等。

　　如何保证其有效运转？研发运营方北京盈创再生资源回收有限公司有办法，那就是专人管理、回收。武师傅是盈创公司一名货车司机，负责朝阳区数十台回收机瓶子的清运工作。他说，人们在冬季投瓶量相对较小，夏季是旺季，一天要分几次才能运完。据介绍，目前，盈创在北京设立5条线路，由固定的车辆和人员清运空瓶、维护机器。其网络监控平台还会根据每台机器实时回收数据，优化车辆清运路线。

　　将瓶子运往分拣中心的打包站，武师傅的任务就完成了。不过，对空瓶的处理才刚刚开始。在打包站，工作人员会对回收的易拉罐、塑料瓶进行初步分拣，挑出被严重污染的瓶子。随后，合格的瓶子会被压缩成瓶砖，送到盈创再生工厂。

　　在工厂，这些瓶砖会根据颜色被再次分拣。由于材质不同，标签、瓶盖、瓶身会分开处理。不能再生的标签会被集中处理；瓶盖经过处理加工后，会被做成提手、地垫等；瓶身会被粉碎为瓶片。经过进口生物碱清洗，这些瓶片会被熔融、造粒成为米粒大小、具有同样规格的再生聚酯切片。据了解，盈创再生工厂年处理塑料饮料瓶达5万吨，相当于节约石油30万吨。

　　值得一提的是，盈创工厂生产的再生聚酯切片，是国内目前唯一能达到食品级的。也就是说，用这些切片制成的包装物可以直接接触食品。盈创公司总经理常涛对记者说，这条食品级再生聚酯产业线是引进再创新的结果，在杂质处理上更加严格。目前，这些切片主要销售给达能、可口可乐等合作伙伴，做成新瓶子；一部分被拉丝织布，做成自有品牌的衣服、布袋等。

　　“我们每一次投瓶，或购买环保衣服、布袋，都是在改变世界。”常涛说，大约8个瓶子能制成一件T恤，相当于种了0.16棵树；14个瓶子能制成一个布袋，相当于节约0.41千克石油。

　　2.破而后立，在变革中转型

　　当然，塑料瓶回收行业的转变并不是立刻出现的，而是伴随着中国塑料瓶生产量、消费量的激增而不断发展的。40多年来，塑料瓶在中国的消费量呈激增态势，从改革开放初期的数万个增至目前的约2000亿个，居世界首位。

　　“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刘建国对记者表示，塑料瓶本身就是人们生活、消费的产物。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们的消费水平提升；再加上人口基数大，塑料瓶消费量自然就高。

　　“改革开放初期，我记得人们都是喝茶，出门自己带杯子。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饮料品种增加，人们外出旅行增加、消费水平提升，饮料瓶消费也增多了。”联合国环境署—同济大学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学院责任教授、同济大学循环经济研究所所长杜欢政对记者说。

　　以前，尽管没有建立正规回收体系，中国塑料瓶回收比例还是很高。塑料瓶本身经济价值成为重要诱因。杜欢政说，当时一个塑料瓶能卖到0.15元，衍生了一大批专门从事塑料瓶回收、处理的“游击队”。这些勤劳、不怕脏、不怕臭、穿街走巷的“拾荒大军”，甚至将垃圾填埋场里的垃圾袋子都回收了。统计显示，中国用塑料瓶纺长丝的下游生产能力达到200多万吨。可以说，中国的废塑料回收利用率在世界范围内都是很高的。

　　转变从本世纪初开始出现。随着石油价格变化，塑料瓶价格下跌；在城市捡瓶子、从事回收打包运输人群的生活成本逐渐提高，民间“拾荒大军”逐渐消失。这些都导致塑料瓶回收量急剧下降。

　　“新的回收体制没有建立起来，老的体制已经打破，现在就处于这种转换真空期。”杜欢政说，以前塑料瓶回收更多基于资源因素，现在是出于环境和资源因素考虑，这将导致一个大转型：回收者由“游击队”转变为正规企业；制度上，生产者责任衍生制、押金制等会进一步得以落实。

　　破而后立。中国政府正在用强有力举措，确保塑料瓶回收行业实现转型升级。2016年初，中央环保督察组正式亮相，一大批从事废塑料处理的“散乱污”小作坊被取缔。2017年7月，中国政府宣布，为解决国内污染问题，2018年1月起开始禁止从国外进口24种“洋垃圾”。

　　“做低质产品的企业是不可能真正关注环保的，只有做高质量产品的企业才能解决环保问题。”杜欢政说，随着环保力度加强，塑料瓶回收行业正在经历洗牌，规模化、规范化的回收企业会增多，企业技术水平、产品质量会大幅提升。

　　3.环环相扣，建立良性闭环

　　高度智能化、物联网连接的塑料瓶回收机，专业的运营队伍，洁净的再生工厂……这在中国很多从事塑料瓶回收的创业企业内并不多见，也和人们传统意识中对回收企业“脏乱差”的印象形成很大反差。

　　这种改变，跟创业者们极具全球视野的理念有很大关系。“站在未来看现在”。正是敏锐观察到中国塑料瓶回收行业在回收渠道、塑料瓶回收品质上的短板，常涛才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建立起一个“消费者—回收渠道—再生工厂”的塑料瓶回收闭环。打造循环经济产业园，是他的团队做的新项目。“国家正在实施循环经济产业园引领计划，希望将一个区域内污染处理比较难、有可能对环境产生较大污染风险的企业集中、统一管理。我们积极参与，一方面是有经验，另一方面也能获得稳定的塑料来源。”

　　建立一个塑料瓶回收的良性闭环，也是环保研究者倡导的目标。杜欢政表示，石油行业，塑料瓶生产企业、灌装企业、消费者、回收企业，都是这个行业的利益相关者，应该构建起一个“原料—产品—消费—回收—原料”的循环链，这需要政府、企业、公众、非政府组织等多方面力量。刘建国也认为，要解决塑料瓶回收行业存在的“劣币驱逐良币”现象，治愈垃圾分类痼疾，应建立一个完善的产业链条，推动塑料瓶回收行业向高质量发展转变。

　　在这个过程中，很多专家、创业者共同提到了两个问题。

　　一是对塑料瓶回收企业的进一步扶持问题。2015年，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下发了《关于印发〈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和劳务增值税优惠目录〉的通知》，但实施过程中总体存在返还比例低、品种覆盖范围有限等问题，企业总税负达19%以上，加大了转型升级压力。

　　二是进一步激发生产者和消费者落实保护生态环境的责任问题。塑料瓶回收不是哪一家的事，而是全社会共同的事，生产者和消费者都应该积极参与。很多专家、回收创业者呼吁，尽快实行国外有成熟经验的押金制。

　　押金制，指针对可能存在污染的产品征收押金，在产品或残留物被送回到回收系统时退回押金，以避免废弃物污染环境的一种环境保护经济手段。目前，世界上已有40多个国家和地区实施了该制度，品类包括饮料瓶、铅酸电池、汽车等。自2009年1月起施行的《循环经济促进法》第46条规定：“国家鼓励通过以旧换新、押金等方式回收废物。”

　　常涛认为，对于押金制，中国已迈过概念引入阶段，进入探索、实践时期。“应结合中国国情和各地实际，探索建立实施押金制的体制机制。”

　　“细节环节的周密设计，是决定押金制最终能否成功的关键。”杜欢政表示，除了押金金额的确定，需要关注的细节问题还有：押金如何收取、管理、退还，谁来操作，什么样的机构来主导等。应当通过大量调研、试点，确保迈好第一步，并取得成功。

　　“打造出塑料瓶循环再生的良性闭环，是我们这个行业在新时代的重要任务。”中国物资再生协会再生塑料分会秘书长王永刚对记者说，经过40多年发展，中国再生塑料行业培养了大批有经验的再生塑料从业者，建立起从塑料回收、处理、再生的完整产业链，在很多方面已经赶上了发达国家。下一步要实现超越，需要我们拿出更多勇气、担当，加大力度进行体制机制和实践的创新。（本报记者彭训文）

编辑：肖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