筑起维护公共卫生安全“钢铁防线”

饶侃可遥

2020-06-09 11:15:05　来源：光明网-理论频道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仍未结束，国际国内抗疫还在进行，我国面临的挑战与机遇并存。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专家学者座谈会强调，只有构建起强大的公共卫生体系，健全预警响应机制，全面提升防控和救治能力，织密防护网、筑牢筑实隔离墙，才能切实为维护人民健康提供有力保障。

　　我们应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认清新时代公共卫生安全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新要求，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当前态势，加强顶层设计和统筹谋划，努力提高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能力，为确保人民生命安全、经济社会发展和政治安全创造有利条件。

　　一、充分认清公共卫生安全的时代意义，确立问题导向和底线思维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肆虐蔓延，其传播速度之快、感染范围之广、防控难度之大前所未有，凸显出维护公共卫生安全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应准确洞察公共卫生安全新态势，客观评估公共卫生安全现实状况，找准公共卫生安全薄弱环节，动态把握公共卫生安全与国家安全内在关系，牢固确立问题导向和底线思维。

　　公共卫生安全水平攸关国家安全和发展大局。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涉及面广、危害性强、影响面大，不仅对人类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带来直接危害，也对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政治安全和国际安全产生连带损害。新冠肺炎疫情导致需求和生产骤降、消费和贸易萎缩，引发世界经济动荡和金融市场紊乱，全球化进程遭受重大挫折，国际国内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因此，防范化解重大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风险，事关国家安全和发展，事关社会政治大局稳定。

　　公共卫生安全治理考验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水平。应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不仅是对医疗卫生体系的应急运用，更是对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经历了1998年特大洪水灾害、2003年非典疫情、2008年汶川地震灾害等系列重大突发性灾害事件，我国应急反应能力、抗击重大灾害能力及至国家治理能力有了很大提高，这一点在这次疫情防控中得到明显体现。

　　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举措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正如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评价：“中国行动速度之快、规模之大，世所罕见，展现出中国速度、中国规模、中国效率，我们对此表示高度赞赏。这是中国制度的优势，有关经验值得其他国家借鉴。”

　　公共卫生安全体系构建更加必要和迫切。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全国疫情防控阻击战取得重大战略成果，但也暴露出我国在重大疫情防控体系和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建设方面存在的短板和不足。刚刚结束的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中，代表们聚焦公共卫生安全议题，围绕强化法治保障、完善治理体系建言献策，提交议案506件，其中关于强化公共卫生法治保障体系的代表议案数量多，约占议案总数的四分之一，表现出对完善公共卫生安全应急管理体系、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热切期盼。我们应牢牢树立公共卫生安全问题导向和底线思维，加强公共卫生安全战略管理，提高公共卫生应急管理水平。

　　二、深入分析公共卫生安全的影响因素，提高维护公共卫生安全的针对性

　　公共卫生安全成因复杂、影响多元。防范化解重大疫情和公共卫生风险，关键是深入探究影响公共卫生安全的各种因素，研析内在运行机理，找准着力点，提高维护公共卫生安全的主动性和针对性。

　　自然环境因素。人类生存环境的自然变化和自然灾害频繁发生，引发一系列公共卫生安全问题。人类过度使用自然资源，导致自然环境遭受人为破坏，对公共卫生安全造成严重影响。全球持续变暖，不但使气温升高、降雨增加，还造成生态环境剧烈变化，为一些传播疾病的虫媒以及病原体的寄生、繁殖和传播创造了条件。高温、洪水、暴风雨等气候异常现象，直接影响人类健康和生命安全。生态环境改变造成人与动物疾病、细菌病毒变异，也可能成为暴发流行重大疫情和公共卫生事件的直接因素。

　　社会经济因素。大城市的过度扩张，加剧了城市空气、水源、噪声、化学性等环境污染，也带来了生态效应和城市热岛等问题，给城市居民甚至城市周边人群健康带来新的威胁。城市化加快导致城市人口剧增，造成住房和交通拥挤、生活空间缩小，为各类传染病在人际间传播、暴发和流行提供了现实温床。近年来，一些企业在食品生产加工中不按标准生产、加工食品，食品安全事故带来更大威胁，直接危害人民群众健康安全。

　　环境污染因素。核电虽是清洁、安全的能源，但不能完全排除发生核泄漏的可能，周边环境和居民可能遭受核辐射污染，直接威胁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饮用水一旦因管理不善或遭受不明原因破坏，就可能使饮用者感染食源性疾病，造成群体性伤害，引发重大疫情和公共卫生事件。一些重大工程建设在获得巨大经济效益的同时，给生态环境带来的影响往往难以预测，如果发生意外，将给人民健康和生命安全带来严重影响。

　　生物安全因素。生物安全通常指由现代生物技术开发和应用对生态坏境和人体健康造成的潜在威胁，及对其所采取的一系列有效预防和控制措施。生物安全问题引起国际上的广泛关注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由UNEP、WHO、UNIDO、FAO联合在1985年组成的一个非正式关于生物技术安全的特设工作小组，开始关注生物安全问题。随着现代生物技术的飞速发展，新的生物风险可能会不断产生并危及人类生产和生活，生物风险是现代生物技术潜在的“负效应”。特别是当现代生物技术与商业利益、跨国资本、地缘政治结合时，生物风险不仅是科技问题，而且是社会问题。

　　三、紧紧围绕公共卫生安全的目标要求，提高维护公共卫生安全体系能力

　　维护公共卫生安全是一项系统工程，应树立科学的公共卫生安全观，通过不断提高增强民众安全意识、加强疫情监测预警、健全应急管理体系和开展全球公共卫生合作，全面提高维护公共卫生安全的体系能力。

　　提高民众风险防范能力。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抵御防范能力，反映公民的素质，体现社会文明进步的程度。重视民众风险防范意识教育，普及防护、防范、急救知识，提升民众应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推动民众危机意识教育制度化、规范化建设，开展针对性教育训练，强化提高民众危机应对能力。加大民众风险防范宣传力度，创新宣传方式，用活“三微一端”等多种形式，制作和发布防范化解重大疫情和公共卫生风险宣传册、应急处置流程手册等，大力宣传普及防范重大疫情和公共卫生风险知识，切实提高民众风险防范意识和能力。

　　提高疫情监测预警能力。注重运用区块链、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实现对公共卫生风险的识别、监测、预警和防范，建立公共卫生风险预警评估模型和指标体系，实行信息采集、量化评估、风险预警的一体化处理，实时监测民众健康状况，提高公共卫生风险预警的灵敏度和准确度。加强跨部门、跨行业监管协调与合作，建设全方位、高效率的公共卫生监测预警体系，实现公共卫生安全的多种屏障、不同层级的隔离和防范，为维护公共卫生安全保驾护航。

　　提高法律制度保障能力。加快建立和完善防范化解重大疫情和公共卫生风险监管制度，加强公共卫生法治建设，健全公共卫生法律体系，逐步形成有法可依、执法从严、违法必究的公共卫生法治化环境，完善防范化解重大疫情和公共卫生风险的领导决策、联防联控、动态监管、责任追究等相关制度。进一步完善构建国家公共卫生法律法规体系、制度保障体系，突出重特大疫情防控规范和应急救治管理办法，为有效应对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提供有力制度保障。

　　提高生物安全治理能力。从保护人民健康、保障国家安全、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把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系统规划国家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和治理体系建设，全面提高国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坚持把防控重大新发突发传染病与应用生物技术安全、生物资源和人类遗传资源的安全、防范外来物种入侵与保护生物多样性等安全内容融合为有机整体，提升国家安全治理的能力和水平。秉持合作安全、共同安全、可持续安全的国际合作精神和理念，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多边合作，支持世界卫生组织发挥更大领导功能，发挥二十国集团等机制沟通协调作用，加大对相关国际和地区组织的支持力度，加强国际合作能力建设。

　　（作者：军事科学院战争研究院饶侃、可遥）

编辑：迟语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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