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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文明与公民道德
//m.auribault.com2016-06-30来源: 国家旅游局信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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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明是外在的,道德是它的内涵,文明的进步是以人类道德的提升为前提的。旅游文明行为来源于公民日常道德修养的积淀,是公民道德在其旅游行为中的外化。没有万千大众道德水平的提升,所谓文明只能是一句空话。

  □孙天胜孙腾婧

  一、旅游者与公民

  旅游世界是不同于日常生活世界的一个崭新世界,旅游世界总是与生活世界的一种暂时的隔离,所以可以说旅游者是游离出日常生活之外的人,是脱离了正常生活轨迹的人。

  “公民”一词源于古希腊的雅典。汉语中原本没有“公民”一词,直到辛亥革命前后才由西方传入。虽然现代教育已推行多年,但真正的公民意识,还没有在民众中完全建立起来。

  一个人出门旅游之后,他就成了“旅游者”,旅游者就应该有旅游者的社会责任,如旅游者应当遵守法律、法规和社会公德,尊重旅游地的民族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保护旅游资源、生态环境,爱护旅游设施,遵守旅游秩序和安全、卫生管理规定,履行旅游合同约定的义务。尊重旅游从业人员,与经营者发生纠纷时,应当依法维护权益,不能擅自滞留旅游客运工具或者经营场所。除了上述法规层面的义务之外,作为一个现代社会的公民,还应该有更高的道德要求。所谓旅游文明,是指在整个旅游产业中,所有的参与者都能遵守基本的道德规范。这些参与者主要是指旅游的主体——旅游者,同时也包括旅游经营者。旅游文明行为来源于公民日常道德修养的积淀,是公民道德在其旅游行为中的外化。

  早在2006年10月,国家旅游局就与中央文明办一起发布了《中国公民出境旅游文明行为指南》、《中国公民国内旅游文明行为公约》。其实,这些指南和公约,距离一个文明社会对旅游者的要求还有一定的差距。而更高标准的文明要求,是每一个现代旅游者所应主动践行的。

  二、游客不文明行为的根源分析

  游客不文明的行为表现广泛,它主要是指旅游者在旅游活动过程中表现的介于适当行为与违法、犯罪行为之间的,对旅游地资源、环境、居民、其他游客甚至自身造成不良影响的行为。随地吐痰、乱扔垃圾、在路边长椅上脱鞋脱袜、违章露营、违规拍照、在公共场所大声喧哗、举止不当,不尊重旅游目的地的风俗习惯,凡此等等,都属于旅游不文明行为的表现。那么这些现象产生的原因何在呢?

  (一)文明与道德的关系

  文明是人类进步的标尺。每一个个体生命的文明行为,成就了一个社会的文明形态。文明是与野蛮相对应的,人类从荒蛮中走出,一步步走向更高级的文明,这是人类告别动物性走向神性的必由之路。进入现代社会之后,文明还应是每个公民自觉的行为,不待他人监督,无需舆论夸赞,它是一种心底自律的行为,是公民对道德自我期许的结果,是公民对道德发自内心去追求的人生境界。从日常生活中公交车上的让座、公共场所的排队、不随地吐痰,不乱扔废物,到主动关掉他人忘记关掉的水龙头,关掉天亮了还在发光的照明灯,再到他人遇困时的挺身救助,都是现代文明人所理应自觉担当的社会义务。而道德水准能够在最大程度上折射出这个民族的文明程度。

  道德的崇高境界是“博爱”,也即墨子所谓“兼爱”,儒家的“泛爱众”。爱没有圈子,没有范围,普施天下,惠及万方,广及万千大众。对此,现在多数人一时还做不到,但却应该成为整个人类追求的目标。文明是外在的,道德是它的内涵,文明的进步是以人类道德的提升为前提的。没有万千大众道德水平的提升,所谓文明只能是一句空话

  (二)我国公民道德弱化的主要原因

  深究中国游客旅游不文明行为产生的原因,归根结底还在于我国公民的道德素质有待提高。2014年9月15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访问马尔代夫时对中国驻马大使王福康说:“我们的公民到海外旅游要讲文明,矿泉水瓶不要乱扔,不要去破坏人家的珊瑚礁……”一个被称作“礼仪之邦”的文明大国,居然还要国家领导人来公开教育国民要文明出游。那么问题的关键在哪儿呢?

  首先,传统伦理道德中的圈层观念绵延久远。虽然中国有着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但古代中国社会的伦理道德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建立起来的,这种道德是以个人为中心,依据血缘的“差序格局”来处理道德关系的。在差序格局下,每个人都以自己为中心结成网络。这就像把一块石头扔到湖水里,以这个石头(个人)为中心点,在四周形成一圈一圈的波纹,波纹的远近可以标示社会关系的亲疏。从自我,到父母兄弟姊妹,再到家族,然后是村社……越远越淡,人的亲疏远近的圈层观念,几千年来根深蒂固。当今公民旅游出行中的不文明行为,是圈层观念在旅游中的表现。

  其次,道德重建仍然没有完成。明清时期,“礼”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桎梏作用日益显露,反对的呼声也渐渐响起。晚清以来,受西潮冲击,传统解体,诸种道德礼仪也随之远去。“五四运动”摧毁了中国传统文化“四旧”的同时,新礼教、新道德、新思想、新文化却没能得到重建;后来又经历了“文革”的冲击,“讲卫生”是资产阶级情调,“守秩序”是缺乏革命精神,道德文化领域几乎成了真空。与此同时,旧有的价值观根深蒂固。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留下了一些不符合现代社会文明标准的道德观念,依然被不少现代人因袭遵循。文革中几乎人人都会背诵“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越来越多的人就慢慢养成了大大咧咧、随随便便的习惯,效仿这种所谓的英雄气概。中国公民多喜欢在公共场合高调喧嚷,大声喧哗,与此有着密切的关系。

  再者,几十年的道德教育脱离实际。多少年来,我国教育中问题最多的就是德育。我们教育孩子从小要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为解放全人类而奋斗终生。但却对日常生活中的如何做人,如何做事,如何待人接物,如何与社会打交道等都付之阙如。结果是培养出了一批道德上的伪君子,一批“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培养出了许多口头上一套一套的瞻之甚高,但在行为上却一塌糊涂践之甚低的小人。去年北大前党委书记任彦申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说:“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中国是用的时间最长,开设课程最多,投入精力、物力、人力最多的一个国家,但是我们效果并不是非常理想。”

  还有,腐败分子道德败坏对社会道德建设产生负面影响。近年中央反腐让我们看到,一些官员在台上宣讲道德头头是道,背后却以权谋私、生活腐化堕落,这些腐败分子一步步走来,渐渐形成了一种双重人格。当其行径被查处后,官德的败坏对民心冲击极大,它让人们普遍感到,社会管理者和精英都不讲道德,凭什么要求我们讲道德?总觉得他们做什么事都对自己不公平,担心自己利益受损。有此心态,又怎会积极参与政府倡导的社会道德建设呢。

  最后,公民缺乏自我管理和约束的能力。长久以来,社会对个人的“掌控”太多。国人往往形成了一种被人管束的心态。小时候在家有父母的管教,上学后在学校有师长的管控,工作了在单位则有领导的管理,而从来就没有自我对自我的精神管束,自己对自己渴望做一个现代文明人的道德超越。这样一来,旅行在外,眼前没有了父母的千叮万咛,没有了师长的耳提面命,没有了领导的督促检查,眼前都是陌生的面孔,于是人性中丑陋、卑劣的一面自然就暴露无遗。

  对此,我们既需要从传统文化中寻找药方,又应从西方文化中寻求借鉴。既要提倡传统文化教育,又要官员率先垂范、媒体多方参与、教育切合实际,假以时日,一个世界旅游文明大国的形象应该会出现在世界面前。(作者单位:江苏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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