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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江:我们生活在一个波澜壮阔的时代。这个时代为作家、艺术家提供了丰沛的营养和鲜活的体验。但是,纵观这些年的文学创作,能够与这个伟大时代相匹配的作品实在不多,庄严厚重、气势恢宏的史诗之作更是难见。有高原而无高峰,碎片化、个体化、感官化的填充物遍地皆是。震撼民族心灵的精神气象,天风浪浪、海山苍苍的合唱,几为绝响。何以如此?值得我们深刻反省。
当下文学缺乏史诗气象
白烨:改革开放30多年来,从人们看得见的日常生活,到看不见的心理世界,都发生了深刻而巨大的变化。这种从经济到文化、从物质到精神的历史性变迁,的确给当代文艺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创作素材与写作契机。从理论上讲,我们确实处于一个孕育文艺精品的伟大时代。但从实际上看,我们却没有取得与这个时代相适应的文艺成果。我记得前些年,在一些研讨会和座谈会上,理论批评界想举出一些相对完整地追踪与记述改革开放30多年历史发展进程,并具有较高文学性与较大影响力的小说作品,但想来想去,举出的作品都不甚理想。我们还缺少与这个伟大时代相称的精品力作,确是不争的事实。
多样化的写作中,旨在反映中国特色的社会现实,尤其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巨大而深刻的时代变迁,以及这种社会巨变带来的心理撞击与精神新变的作品,还并不多见;而着力于典型人物形象的精心打造,尤其在写出既有独特的个性又有凛然的正气、葆有新的时代气息和精神气质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方面,还显得相当薄弱。
我想,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文艺家对不断变动中的生活现实,既需要近距离地细致观察,又需要艺术性的整体把握,这不仅要求很高,而且难度极大。这是不具备大家气度与大家能耐的作者难以达到的。它要求作家有精准地把握现实的能力与精湛的艺术表达能力,还最好具有由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哲学、历史学等知识融会而成的文化厚度、思想深度,以及用这种特有的素质打量生活、处理素材、提炼意蕴的非凡功力。用这样的标尺去衡量我们的作家,就自然带出了第二个问题,那就是与这种高要求相匹配的作家,不说绝无仅有,也是少之又少。我们的作家在知识储备上相对单一,在写作上多重视个人经验与个体视角,他们的写作,有意无意地在远离着“宏大叙事”,只是有“我”,没有“我们”,这是作家自身的问题。还有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那就是社会文化生活的趋于浮躁与实利,市场只在意作家的经济价值与作品的商业效益,只求“畅销”,不求“常销”,这样的环境氛围,势必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制约了史诗性作品的创作与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