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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守“道德底线”诱发文化庸俗化
//m.auribault.com2014-01-20来源: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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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帆

  阅读提示

  30多年来的社会文化变迁中无疑出现了一些低俗、庸俗文化,大体可以用五句流行语作为概括。第一句:“我是流氓我怕谁”。第二句:“用身体写作”。第三句:“谁都靠不住”。第四句:“不是我变坏,是我迫不得已”。第五句:“只嫁房子不嫁人”。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亦有相对独立性。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国文化氛围,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由英雄主义向平民主义、集体主义道德模式向个人主义的转变。“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振兴中华”、“改革开放”等带来了全社会的思想解放;同时,诸如“搭上国际最后一班车”、“黄色文明转向蓝色文明”等口号也影响着社会心理。中国人迅速学习借鉴各国现代化的经验,开展中西文化比较,由此,西方文化热兴起。从“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的潘晓讨论,到蛇口风波关于“淘金”合理性的辩论,鼓吹人性的萨特热、弗洛伊德热一阵阵掀起,虽有脱离中国实际、脱离中国文化传统的缺点,但这样的文化转型大体上融入了改革开放初期逐渐形成的尊重个人、尊重个人正当利益诉求,合理调节国家、集体、个人利益等社会主流文化心理,也融入了推动改革开放的主流文化中。

  上世纪90年代以后,社会心理结构出现了许多变化,一些人出现了信仰真空,把金钱看作衡量一切价值的标准。更加可怕的是,一部分人产生了“不择手段”追求暴富的心态。1992年我去某开发区,一位曾带有靠智力致富信念的知心朋友迅速转为追求暴富者,他对我说了这样一番话:“这是一个少数人暴富的年代,时间不会太长,我们要抓住机遇赶紧发财,否则的话殃及几代子孙。”有些媒体连篇累牍地刊播某某迅速成名暴富的故事,殊不知下海失败的要多得多。我这位朋友也很快因为受贿被撤了职,现在在美国教计算机,还不是依靠诚实劳动?

  这样的社会文化或社会心理的变化,并非靠一些具体例子才能得到证明,而在例证之外,也许一些流行性的社会标签式语言更有说服力。

  30多年来的社会文化变迁,无疑出现了一些低俗、庸俗文化,大体可以用五句流行语作为概括。第一句:“我是流氓我怕谁”。不同的人对此也许有不同的理解,对不同的人也许产生不同的影响,但是,无疑却在怂恿这样的文化价值观:不是竞争实力而是竞争“底线”,这种社会文化负面性怎能不令人害怕?第二句:“用身体写作”。这在社会价值构建中往往导致抛弃责任。第三句:“谁都靠不住”。社会信任度低,人们很容易成为纯粹的“经济动物”。有这样一个段子一度非常流行:看了《苹果》知道男人靠不住,看了《色戒》知道女人靠不住,看了《投名状》知道兄弟靠不住,看了《集结号》知道组织靠不住。这固然有调侃成分,但也反映了人们的一些看法和某种社会情绪。第四句:“不是我变坏,是我迫不得已”。这在近年某些宫廷剧中表现特别明显。原来,打破道德底线,先下手为强,诸多坏事都是被环境逼出来的。谁人无过,但人人以此为由,社会责任很容易就被侵蚀殆尽。第五句:“只嫁房子不嫁人”。一些房地产商通过捏造“刚性需求”神话,轻而易举就摧毁了传统的家庭婚恋价值观乃至人生观。

  对于社会文化的这种变迁,我称之为“庸俗化泛滥”。这种倾向不利于我们吸收西方和中国传统文化精髓,反而易于吸收糟粕,自身素质的高低决定吸收外来文化与历史遗产的层次和水平。

  庸俗化越发展,突破道德底线的事件就越多:救助他人反被勒索,医生卖假药有理。中国大陆公共汽车的让座率已远远低于台湾地区。现在自动电梯越来越多,一些人却不知靠右站给他人留出通道。诸如此类现象反映我们的精神文明比起“GDP总量”实在太不协调了。

  物极必反。当人们发现国际上有人毫无道理地抵制中国申办奥运的时候,就焕发起爱国之心。汶川大地震则激发了全社会的救助热情。庸俗化在无耻中突然受挫,也发生在汶川地震期间。某教师抛弃学生自己先逃,却堂而皇之以“真小人胜过伪君子”,网络上有舆论马上吹捧。现在大家知道,这种网络舆论也受极少数人操纵,就是和“范跑跑”一样,他们蓄意解构中华民族的主流文化。

  越是更加清醒地自信地认识到,中华民族已进入上升通道,并已度过那不得不以解构自己为代价去突破旧体制的时期,就越需要我们更加注重正面建设,需要严肃的社会批判,发挥“正能量”,提高全社会的精神文明水平,凝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

  (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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