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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涉外学术“有实无名”弊端凸显

王向远 //m.auribault.com 2014-02-10 来源：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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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些年中国文化的“外推”或“外传”，效果如何

　　近些年来，中国文化的“外推”或“外传”，效果怎样？一方面，这个问题已经有许多文章、多次相关的研讨会，都谈过了。花了很多钱，设立不少项目，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成效是显著的。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付出的代价与努力，与实际的效果之间，与我们的期望之间，是有很大落差的，这一点不得不承认。例如，我们自己出钱出人翻译成英文、法文等外文的那些名著，在外国的阅读情况如何？对此，曾有研究者专门对欧美主要国家的图书馆做了借阅率的调查，结果发现绝大多数书几年中竟然没有借阅者，而中国译者自己翻译的《红楼梦》，尽管在译文质量上比老外的要好很多，也不太被外国读者待见。

　　这里面的原因当然有很多，概而言之，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单方面地推出去，免不了罔顾别人感受，勉强塞给人家，其实不如人家根据其需要，自己过来取、过来拿。第二，必须看到，许多西方国家对当代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的排斥，也连带着影响了对中国文化的印象与看法，从而影响我们外推、外传的效果。第三，中国古代典籍作品，有许多已经远离现代社会生活，不用说远离了外国人的现代生活，也远离了现在我们中国人自己的生活，更有一些已经与现代观念格格不入了。对于外国人而言，只有很少数的人在求知的层面、纯学术研究的层面上，才有阅读的需要。

　　■涉外学术研究能扩大一个国家的学术影响

　　中国文化的外推、外传，都是必要的，但我们要找到一种更加自然而然、更加事半功倍的方法。综观中外学术史和文化交流史，一个国家什么样的文化形态更容易走向世界，更容易被外国所注意、所看重呢？答案似乎应该是：涉外的学术文化、涉外的学术研究。

　　从比较文化与比较文学的意义上，涉外学术研究(也可简称“涉外研究”)是一种跨文化、跨国界的学术研究，包括涉及外国问题的所有领域的学术研究。“涉外”是双向互指的，外国学者涉及中国问题的研究叫涉外研究，中国学者涉及外国问题的研究也叫涉外研究。涉外学术研究之所以会受到对方的重视，原因是不言而喻的，主要是因为不使对方感到与己无关。没有一个正常的国家会对别国涉及自己的研究无动于衷。当然，学术文化不同于政治经济，它是软性的，不能期望对方立刻做出反应，但只要涉外研究真正体现研究者独特的立场和见识，那么对方终究是不会对此视而不见或无动于衷的。

　　此前听说某大学的文学院硕士论文开题报告会上，一位搞中国古典文学的教授对搞外国文学的研究生说：“我们研究中国文学，是弘扬中国文化；你们研究日本文学有什么用呢？还不是弘扬人家吗？”看来，对于“学无东西”的道理，对于涉外学术研究的重大意义，并不是所有学者都能真正理解的。

　　一些人不知道，我们研究外国决不是为了“弘扬”外国，为了外国而研究外国，而是为了我们自己的需要而研究外国。再准确地说，涉外学术研究是跨文化对话，而不是一厢情愿地朝着对方“弘扬”自己，但与此同时，在言说别国的时候，也可以将自己的思想穿透力、学术创造力、话语投射力，都充分发挥出来，这恰恰是外传自己思想最为有效的途径。

　　■应将国人的涉外学术研究纳入“国学”范畴

　　我主张，要使中国当代文化走向国外，就必须进一步重视和加强涉外研究，而不能只是一味地向外国推销自己。为此，就要打破狭隘的“国学”观念。不要认为只有四书五经等传统的典籍文化及几大名著才是“国学”、才能代表中国文化。它们只能代表过去的已经固化了的中国文化。而新的、活生生的当代中国学术文化，更应该属于当代“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对这一点，我们的认识还远远没有到位。

　　现在也有不少人提出了“新国学”的概念，就是有感于传统国学的封闭性，希望能够吸收西学与现代学术的营养，与世界学术接轨，这些主张对打破狭隘的国学观念是必需的、可取的。但是，即便是广义上的“新国学”的概念，也没有明确将中国学者的涉外研究纳入进来，而只是包括了外国汉学、中国学。在这样的观念主导下，我们的“中国文化对外传播”或“中国文学对外传播”的传播对象，仍然指的是中国文化或者是研究中国自身的学问，而基本上没有包括中国人对外国问题的研究，没有包括中国的西方学、东方学的研究。

　　实际上，中国学者对英法德俄等西方国家的研究的历史很悠久、成果很丰硕，但我们至今却没有“西方学”之名(所谓“西学”并不同于“西方学”，而主要是指来自西方的学问。这是无需多言的)。同样的，中国学者研究印度、日本、韩国等国家的学术历史悠久、成果丰硕，但至今仍没有“东方学”之名。“东方学”在欧美各国、日本、韩国都有名又有实，但在中国却至今连个“东方学”学会这样的学术组织都没有，无论是官方颁布的学科目录还是研究项目指南中，都没有“东方学”这样的学科。中国的许多事情常常是“有名无实”，而唯独研究西方、东方的涉外的学问，却是“有实无名”。

　　在这种情况下，近年来我才在有关报刊撰文提出“国人之学即是国学”的主张，认为那些体现了中国学者的文化立场的、蕴含着中国人思想智慧与发现的涉外研究，包括“东方学”研究与“西方学”研究，都应该纳入“国学”的范畴。

　　■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应变“外推”为“外传”

　　现在许多人似乎认为，把中国的典籍作品翻译出去、推出去，这才叫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其实，这种方式主要属于强力“外推”的方式，而不是自然“外传”的方式。而真正有创造性的涉外研究，几乎不用刻意的“外推”，即可自然而然地“外传”。“外推”是单向的，人为性的；“外传”是双向的，自然而然的。

　　“外传”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中的高端的学术文化，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就是靠我们中国人的智慧、思想、话语来研究外国问题，拿出我们的成果来。这样不仅会有力地彰显我们的话语权，传播我们的文化，而且也由这样的学术方式而能“掌握”世界。当我们能够对世界各处“说三道四”、把我们的声音传播到世界各处的时候，我们的文化才是真正的“走出去”、“传出去”。当我们“说”别人的时候，才能使别人侧耳倾听。假如一味地只顾说自己，那往往是自言自语，有时候甚至还会暴露出某种文化自大、文化自卑或文化自恋等不健康的心态。换言之，不仅仅是推销自己传统的“国粹”，而更注重我们中国人对当代世界的独到的关注、评说与研究。因而，只有长期重视涉外学术研究，我们的文化才能更有国际影响力；好好研究外国，也是外传我们学术文化的一个有效途径。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编辑：尹盼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