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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海弄潮创伟业 丝路扬帆谱新篇
——深圳建设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枢纽城市的组合优势
胡振宇//m.auribault.com2014-07-01来源:深圳特区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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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在海港、空港、陆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走在了前面。图为盐田港掠影。(深圳特区报记者丁庆林摄)

  ■ 胡振宇

  提要

  2014年深圳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打造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枢纽城市,其基础就是深圳所具备的一系列的组合优势,主要有四个方面:“区位+地位”的双重领先优势;“模式+创新”的双重示范优势;“金融+实体”的双重牵引优势;“基地+制造”的双重聚合优势。

  落实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枢纽城市战略构想,深圳需要抓住三个核心:一是服务国家海洋强国目标,建设深圳南海服务基地,提高深圳在国家战略中的地位;二是以城市实践突破地缘限制,依托企业优势在太平洋岛国布点;三是深入沿线核心国家、核心城市,提高经济介入度和文化影响力。

  A

  作为“一带一路”一翼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对外交流的主渠道,也是当代中国对外贸易的重心及与周边国家的利益交汇区

  “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内涵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传承历史,它摒弃了朝贡体系的外壳,强化了和平、友好、开放和包容的内核;二是继往开来,它是对历史丝路的一次重新建构,是由规则参与者向规则制定者的一次飞跃;三是合作共赢。强调要与周边形成由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情感共同体支撑的命运共同体。

  作为“一带一路”一翼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对外交流的主渠道,也是当代中国对外贸易的重心及与周边国家的利益交汇区,其国家意义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重置发展动力。过去三十多年,中国充分利用劳动力和土地资源成本优势,吸引资本进入,形成劳动密集型产业体系,推进了工业化城市化进程。随着土地、环境成本增加,人口红利衰退,支撑上一轮经济发展的动力在弱化。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将力促中国吸引外部资源、转移过剩产能和优势产能、拓展外部市场。

  二是重塑贸易规则。美国主导推进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对我国构成现实压力。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将通过整合中巴经济走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等六大战略通道,推进东南亚地区的双多边贸易投资自由化,提高对亚非欧等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影响力和辐射力,增强我国在国际贸易规则制定中的主动权。

  三是重振周边关系。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将着力缓解东盟内部发展水平的巨大差异,加强内部协调,平衡各方诉求;加强中国与东盟各国的战略互信,寻求解决南海争端的可行方式;搭建平台、设立沟通机制,提供地区一体化所需要的各种条件。

  四是重构通道安全。东南亚扼守两大洋、连接三大洲,是我国“走出去”的必经之地和对外贸易的重要通道,通过马六甲海峡的海上运输量占我国对外贸易货运总量的80%,海上通道的单一性是国家安全的最大短板。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将增进与沿线国家的政治互信和经济互利,并通过增加备用通道,实现海上通道多元化,减轻对马六甲海峡的过度依赖,增强国家的战略主动性和抗风险能力。

  B

  打造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枢纽城市,深圳具备四个组合优势

  2014年深圳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打造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枢纽城市,其基础就是深圳所具备的一系列的组合优势,主要有四个方面:

  (一)“区位+地位”的双重领先优势。深圳是我国沿海城市中距离深海最近的经济中心城市之一,沿深圳海岸向南100公里的海水深度可达500米,150公里可达1000米,具备作为深海服务基地、试验基地的优越条件。深圳地处亚太主航道,邻近国际主要海运线,具备成为亚洲-欧洲、亚洲-美洲国际干线运输关键节点的区位条件。特别是毗邻香港的区位优势,大大降低了深圳的资金获取成本、制度学习成本和信息获得成本,在深港联手“走出去”的过程中,可充分发挥香港在法律、金融方面的优势。

  2013年,深圳进出口贸易总额达到5374亿美元,占全国的12.9%,居全国内地城市首位,在国家经济发展和对外贸易中地位重要。同时,深圳在海港、空港、陆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也走在了前面。在新一轮改革开放中,深圳以实施“三化一平台”带动全局,引领市场化改革新突破,争创法治化环境新优势,树立国际化城市新标杆,打造“前海”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平台,继续在全国走在前列。

  (二)“模式+创新”的双重示范优势。模式是软实力、吸引力,可推广、复制,具有强大的品牌效应。创新是深圳经济特区的内生过程,深圳本身就是制度创新的产物,先后启动了外汇体制、土地体制和国有企业改革,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管理创新和产品创新逐步跟进,已成为全国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和创新最活跃的城市。沿海上丝绸之路国家大多数与中国存在发展阶段落差和产业互补性,是“中国模式”输出的理想场所,深圳能够发挥排头兵和主力军的作用。

  (三)“金融+实体”的双重牵引优势。经过多年的制度创新、政策创新、机构创新、产品和服务创新,深圳金融业已成长为全市战略性支柱产业,跻身国内金融“第一方阵”。全市金融机构数量已达315家,其中法人机构122家,机构密度位居全国前列,基本建立起以银行、证券、保险机构为主体,其他各类金融机构并存,结构合理、功能完备的现代金融组织体系,拥有招商银行、平安保险等一批品牌金融企业,正推动深港金融在人员交流、机构互设、产品互认、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等多方面合作,并抢抓前海先行先试契机,率先启动跨境人民币贷款、外商股权投资等创新试点。

  实体经济方面,深圳较早实现了由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型。进入新世纪,出台了《关于实施自主创新战略建设国家创新型城市的决定》,把创新提升为城市发展的主导战略,并相继确立了四大支柱产业(高新技术、金融、物流、文化),出台了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生物、互联网、新能源、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文化创意)和四大未来产业规划(海洋、生命健康、航空航天、军工)。2013年,深圳地区生产总值已达到新加坡的63%、香港的86%,差距进一步缩小,成为全国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全国创新最活跃的城市,PCT(专利合作条约)国际专利申请量连续十年位居全国大中型城市第一。

  金融是经济的血液,“金融+实体”的双引擎优势为深圳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枢纽城市”提供了保障。

  (四)“基地+制造”的双重聚合优势。深圳走出去的企业有两大类,一类是招商局国际等驻深央企,已在东南亚、南亚、澳洲、西亚、非洲等地区进行广泛布局。一类是以华为、中兴通讯为代表的制造业民营企业,已在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进行区域总部、研发中心布点。紧随其后的是依靠市场力量发育起来的一大批民营企业,这些民企与招商局国际等企业的全球布局具有天然的组合优势,可通过沿线临港园区等项目建设取得“1+1>2”的效果。

  C

  落实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枢纽城市战略构想,深圳可多措并举

  落实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枢纽城市战略构想,深圳需要抓住三个核心:一是服务国家海洋强国目标,建设深圳南海服务基地,提高深圳在国家战略中的地位;二是以城市实践突破地缘限制,依托企业优势在太平洋岛国布点;三是深入沿线核心国家、核心城市,提高经济介入度和文化影响力。可从五个方面推进:

  (一)建设南海服务基地。联合多方,向国家郑重建议成立直属中央的南海事务中心,统揽南海开发等重大事项指挥工作,办公地点设在深圳。1993年为确保三峡工程建设,国务院就成立了三峡建委,作为国务院领导三峡工程建设和移民工作的高层次决策机构。南海开发显然比三峡工程更浩大、更复杂、影响面更广,一定要成立更高层面的机构来统御各方力量,超越部门利益、地方利益,一个口径发声、一个步调行动。

  依托南海事务中心和香港的国际化地位,成立和汇聚一批中国海洋研究智库,为国家行动提供支撑。聚集全球顶尖海洋法律专家、历史学家开展南海问题的专项系列研究,用国际语言发出中国声音。

  发挥濒临深海的区位优势,以科研部门为主力申请成立国家深海试验平台,为深网、深探、深钻高科技试验服务。

  通过多种方式积极参与克拉地峡、龙目海峡、中缅油气通道的研究、开发、建设等项目。

  支持招商局集团、盐田港集团、机场集团等优势企业参与中南半岛、马来半岛、印尼的港口、机场建设。

  (二)建设太平洋岛国支点。结合深圳远洋渔业企业在太平洋岛国已经布点的优势,探索海外资产混合经营的财务模式。重点开展密克罗尼西亚、瓦努阿图、库克群岛综合渔业基地建设,对已成为热点的巴布亚新几内亚、所罗门群岛和斐济适时进入。中西太平洋和南太平洋地区除澳大利亚、新西兰外,有14个独立国家,这些国家既是陆地小国,又是海洋大国,海洋专署经济区面积达2000万平方公里,仅密克罗尼西亚就达298万平方公里,与中国专署经济区面积相当,无论从经济还是文化方面受美、澳、新影响至深。中国迫切需要在这一地区采取和美国类似的长租方式,建设自己的海外支点,深圳可在国资和民资联合出海方面先行先试。

  随着综合渔港的建设,逐步介入油气供应、海岛太阳能发电、淡水供应及其他基础设施,提高当地的生活水平、改善当地的就业环境。

  进行渔港、机场、酒店、旅游设施综合开发,有选择地开通深圳与岛国航线。

  (三)建设沿线国家港口、机场、园区等基础设施。积极支持驻深优势企业在非洲、欧洲进行港口资源布局,支持企业参与国家海外支点港口建设。孟加拉国和斯里兰卡均具备建设大型中转港和新加坡港、迪拜港喂给港的区位优势。

  在南航赴毛里求斯旅游包机的基础上,选择南亚、非洲、欧洲特色旅游资源开通包机直航。结合支点港口布局,研究部署沿线全货机航线。

  结合沿线港口、机场布局,建设临港园区,推广“中国模式”的特区、园区建设经验,为企业“走出去”提供载体。

  (四)建设高端技术引进中心、沿线国家人员培训中心、金融创新中心。加强与挪威海工技术及海洋科研机构合作,通过企业和政府渠道建立合作平台。引进BI挪威商学院、挪威管理学院、挪威科技大学等,联合成立海洋智库。北欧和美国的利益在中国的利益并不一致,可充分引进其全球顶尖的海工知识技术及资本运营模式。

  成立海上丝绸之路学院,培育沿线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的园区管理层、政府官员等。

  结合企业走出去、产品走出去,将深圳建设成为沿线国家的人民币业务中心。

  (五)建设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桥头堡。争取国家资金及政策支持,通过光缆、基站、卫星电视接收站等基础设施建设,扩大中华文化的传播渠道。通过影视发行权申请、媒体进驻、旅游集团运营、文化学校建设等,扩大中华文化的传播范围。深圳作为后方基地和总部聚集区,全力支持中华文化“走出去”。

  作者系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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