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话是开心锁”。做人为官、处世交友，说什么话、怎么说话，大有学问。很多人说话喜委婉，认为委婉容易让人接受。其实有时候，说话直截了当反而更好。

　　《围炉夜话》有云：“同人聚处，须多说切直话，方见古风。”意思是说，在和别人相处的时候，应当多说切实而正直的话，这样才能体现古代圣贤宽厚质朴的风范。

　　明代御史张宽，性格耿直无偏私，敢于向皇帝当面直谏。当时总兵石亨受英宗朱祁镇器重，封为忠国公，他骄横跋扈，结党营私，导致民怨沸腾。张宽不顾个人安危和得失，向英宗上书，当面直陈石亨的种种劣迹。有人问他：“子欲为逄、为干耶？”夏朝的关龙逄、商朝的比干都是直言进谏、无惧死亡的忠臣。张宽答：“吾非能为逄、干，而同腐卉草非志也。”正是张宽这种不愿与奸佞同流合污的耿直性格，使他敢于向英宗上书直言。而这次上书最终得罪了石亨，导致张宽远贬海南，降职为安定县令。有人问他：“无悔乎？”他正色道：“直言必直气，直气必直心，蹇蹇匪躬，何悔之有？”

　　言为心声，直言者，心必清。张宽之所以被贬降职也丝毫无悔，就是因为他襟怀坦荡、毫无私心，即使因此受到打击，也不改直言本色。而石亨也终因权欲膨胀被英宗削官为民，治罪身死，印证了张宽当初上书时所说的话。

　　“君子直言直行，不婉言而取富，不屈行而取位。”直言常常不美，让人听之刺耳，但往往包含真知，促人猛醒。正因为直言之可贵，有识之士才会把直言者奉为挚友。

　　《三国志·吴书》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吴国徐原“为人慷慨有才智，性忠诚耿直”，经吕岱向朝廷推荐而为官，后官至侍御史。吕岱偶有过错，徐原不仅当面指出，甚至还当众评论。有人偷偷地告诉吕岱，他感慨地说：“这就是我器重徐原的原因啊！”后来徐原去世，吕岱伤心地哭道：“以后还会有谁指出我的过失呢！”徐原敢于直言上级的过失和吕岱乐于接受批评的美德，被后人传为佳话。

　　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然而历史上，也不乏尸位素餐、唯唯诺诺的官员。他们长于察言观色，揣摩心思，有时明知有错也不敢说话。宋神宗时期的宰相王圭，“以其上殿进呈,曰取圣旨；上可否讫，云领圣旨；退谕禀事者,曰已得圣旨也”，被时人讥为“三旨相公”。明成化年间，宦官汪直专权，以万安、刘吉、刘珝三人为首的内阁，一味“蒙耻固位”，遇事除了喊“万岁”，没有半点主张，被人谑称为“纸糊三阁老”。当时的吏部尚书尹旻、户部尚书殷谦、礼部尚书周洪谟、兵部尚书张鹏、刑部尚书张蓥、工部尚书刘昭，也因怕招惹事端而缄口如瓶、不敢直言，被讽为“泥塑六尚书”。这样的官员，虽保全了一时的官位，却为百姓所不齿，在史书上被人传为笑谈。

　　“貌言华也，至言实也，苦言药也，甘言疾也。”尽管说“切直话”有时难免要“唱黑脸”、得罪人，有时甚至遭到误解和非议，但这是真心待人和帮人，是良好品德和高尚情操的具体体现，最终也能经受时间的检验、得到公正的评判。

　　“一言可以丧邦，一言可以兴邦，只在公私之间尔。”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形成了一种讲真话讲实话的良好风气。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就在《反对自由主义》一文中，对“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知不对，少说为佳；明哲保身，但求无过”提出严肃批评，实际上是对直言的提倡和鼓励。陈毅元帅也曾写下“难得是诤友,当面敢批评”的诗句。黄克诚同志素以胸怀坦荡、敢于直言著称。无论身居高位，还是身处逆境，他始终以捍卫真理的勇气，坦率直言。即便一生九起九落，也从不随波逐流。有诗赞曰：“党内夸刚正，人推黄克诚。” 他信守的原则就是，出以公心，言不及私。

　　直言不易，直言难求。提倡“说切直话”，并不是片面强调“一言不合就猛批”，也不是反对说话讲艺术，而是倡导以一种诚实的品格处世交友，不以甜言蜜语、阿谀奉承为尚。有时，“切直话”里，最能见人之真诚，最能知人是诤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