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结束以来，在西方国家主导下，对外援助逐渐由个别国家的动议变成一个全球性的复杂议题。但西方传统援助国名义上的“利他主义”与“捆绑援助”实践，使对外援助一直没有摆脱来自受援国“特洛伊木马”式的质疑。

　　上世纪70年代，在世界银行和国际劳工组织推动下，减贫成为对外援助的核心议题。此后，减少全球贫困和缩小贫富差距成为西方国家提供对外援助的伦理道德基础，对外援助话语逐渐由慈善行为转变为发达国家帮助欠发达国家的一种道义责任。上世纪90年代后，发展合作逐渐取代对外援助的说法，成为当代国际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方传统援助国对南方国家提供的发展援助，尤其在减少贫困和健康领域的发展干预，依然得到受援国的接受和认可。

　　然而，这种长期形成的“援助国—被援助国”二元架构在过去十几年间受到巨大挑战。一方面因其很难摆脱殖民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的制度特征；另一方面，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国际社会对援助有效性的讨论，也增加了对传统援助方式的质疑和反思。更重要的是，近年来的全球经济不振侵蚀了各国的发展可持续性，导致官方发展援助预算大幅削减。援助国与被援助国都产生援助疲劳。

　　与此相应的是过去十几年来南方国家不断崛起，南南合作的重要性日益增加。新兴经济体提供的官方发展援助额也大幅增长。更为重要的是，南南合作提倡的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原则，以及基于自身发展经验所分享的最佳实践，不断冲击着长期以来形成的国际发展架构，对重塑国际发展格局发挥着越来越明显的作用，南南发展合作的作用逐渐由边缘向中心转移。

　　西方社会在不断学习南南合作实践的同时，也在更新自己的发展援助话语和机制，试图将南南发展合作纳入它们主导的发展援助体系，巩固它们在国际发展合作领域的知识和伦理霸权，但南方国家的知识觉醒使它们的这一努力变得异常艰难。南方国家打造新型南南发展合作、构建新国际发展伦理迎来有利条件。南方国家也已为此做出努力，比如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就是对“南北”二元架构理论的超越。

　　在此背景下，南方国家需要把握历史机遇，在南南发展合作知识生产和话语构建方面发出一致声音，为打造新型南南发展合作、构建新型国际发展伦理做出努力：

　　一、强调国与国之间的差异和多样性，凸显南南发展合作的比较优势。不强制发展伙伴国按照别国模式设计自己的发展目标和政策，而是强调伙伴国自身优势、特色以及对发展模式的自主选择，是南南发展合作伙伴国之间天然的平等性和接受国自主性的重要体现，较之西方国家长期主导的单一模式具有巨大制度优势，这一点在构建新型南南发展合作伙伴关系中必须坚持。

　　二、强调南方国家之间发展经验的相似性和相关性。相似的历史遭遇和发展阶段决定了南方国家间的发展经验更具借鉴意义。南方国家可以有选择性和针对性地分享自己某一方面成功经验。比如曾遭受冲突伤害的国家，可向仍在遭受战乱或正面临重建的国家分享自己冲突后的发展经验等。

　　三、与南北合作倡导的道义责任不同，南南发展合作应是基于新实用主义的。与西方发达国家开始提供对外援助时的环境不同，现在提供援助的伙伴国很多还面临来自国内的发展挑战，接受援助的伙伴国也越来越要求减少对援助的依赖性，实现自主。因此，新型南南发展合作从长期来看一定是促进双方优势互补和共同发展的，这一点对促进南南发展合作的可持续性至关重要。

　　四、倡导南南合作伙伴国之间相互学习、借鉴政策和实践经验，为南南发展合作的合法性奠定基础。与南北合作具有一系列完整的制度体系不同，新型南南发展合作起步晚，无论对提供方还是接受方来说，都缺乏足够经验和制度支持。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伙伴国之间需要相互学习、不断探索，才能找到契合双方利益的合作点，提高发展合作的有效性。

　　总之，挖掘南方国家的内生动力，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和多边主义应是南南发展合作的重要伦理依据。以此为基础形成的新型南南发展合作知识话语体系，将为创建新型国际发展架构，并在实践层面促进区域和全球发展做出重大而有意义的贡献。

（作者是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教授，中国南南农业合作学院国际发展援助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