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发展，将给世界带来什么？外界在好奇之余也夹杂着一些疑虑，各种各样的“陷阱说”由此产生。其中，最为人耳熟能详的应该就是“修昔底德陷阱”。

　　一般认为，“修昔底德陷阱”来自哈佛大学教授埃里森在《金融时报》和《纽约时报》上撰写的两篇文章。然而，它并非这个概念的最早出处。早在1980年，美国作家沃克在题为“悲伤与希望：对现代战争的几点思考”演说中提到，修昔底德笔下的人和国家，其行为与现下并无二致，当时发生的一切如今正在重演。

　　相比之下，30多年后埃里森教授的 “修昔底德陷阱”，形式上也是在做古今对比，方法上却悄悄作了改变：不是根据历史检视现实，而是为心中早有定见的判断套上了一层“古典的外衣”。

　　所谓“修昔底德陷阱”，讲的无非是霸权国惧怕崛起国的挑战，两者之间必有一战。但不少历史学家和政治学者指出，这一理念和修昔底德本人的论述相去甚远。对希腊历史有了解的人知道，当时的雅典和斯巴达并不是崛起国与守成国之间的关系，伯罗奔尼撒战争也并非争夺霸权之战。认真去读一读修昔底德的原话，就不会得出“修昔底德陷阱”的推断。

　　其实，“崛起国和霸权国之间难免一战”的表述，说穿了并无新意。它和国际政治学界上世纪50年代就已有的“权力变迁理论”如出一辙。埃里森教授发表在报刊上的两篇文章，事实上并不是对国际政治原理的讨论，其论说主题明确指向中美关系。换言之，无非是将中美关系的预测，强行套在权力变迁论的框架之中。

　　实质上，埃里森教授的观点代表了西方社会尤其是美国社会的一种成见，认定中国的崛起会挑战美国的霸权；而作为霸主的美国不会视而不见，全球性冲突由此不可避免。

　　那么，为什么要借用两千多年前的修昔底德和古希腊历史呢？在面向大众的报刊上刊登文章，有个耸人听闻的概念自然容易抓取眼球，而这种并无多少技术含量的粗疏论断，一旦冠以修昔底德之大名，也似乎高古起来，好让人们以为，几千年来的世界政治就是这样国强必霸、难免一战的，中美关系只不过是这种逻辑的继续；人们也就不会注意到，对中美关系的这种判断，实际上来自于当代西方社会的成见。

　　这种概念的炒作，对作者本人而言无疑是成功的。埃里森教授借此获得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和巨额的研究资助，继而得以推出关于中美如何摆脱“修昔底德陷阱”的著作。但是，对中美关系而言，这个概念的提出以及学术界和舆论的跟风，并非好事。

　　如果大家都认定“修昔底德陷阱”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就会带来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这就好比人们都认为股市会上涨，就会大量购入股票，结果真的拉动股市上涨。如果中美两国的战略决策者乃至公众都相信“修昔底德陷阱”，认为崛起国就是要取代霸权国，而且战争难以避免，双方就会想方设法用各种手段打击对方，“热战”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

　　同时，它还削弱“中国话语”的传播及中国在国际政治中的塑造能力。简单来说，我们如果用这个伪概念来解释中国和世界，即使强调中国不称霸、中美之间可能避免冲突，也只能从如何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的角度去论证。这无疑忽视了国际政治的复杂性以及中美关系的多种可能性，更难以跳出“两强争霸”的框架，亦很难向国际社会讲好不同于西方传统的中国式世界观。

　　面对这类概念迷局，我们应当如何解套？方法有两种：其一，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针对性地贡献中国概念。例如，有学者尝试提出“荀子突破”、“杜牧陷阱”等概念，来部分反制“修昔底德陷阱”。其二，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准确阐释和传播西方经典思想。

　　进一步来看，任何一个对人类文明有所贡献的大国，都不能被动地套用别人的概念来解释自己，也不能仅仅用自己的理念来解释自己，而是要从更高的层次出发、结合现实变化，把握世界大势和规律，进而提出具有超越性价值的见解。

　　当然，不论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还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都必须谨防与“修昔底德陷阱”殊途同归，即牺牲思想的深度甚至扭曲原作的本意，而迷失在炒作概念的“陷阱”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要切忌“一句话读懂”、“五分钟读懂”式的快餐推销。

　　（作者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