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远景目标，以中国传统的“体用”论观之，“文化强国”之“体”是文化价值观所形成的文明内聚力，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我们生为中国人，最根本的就是我们有中国人独特的精神世界，有百姓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

　　要深刻理解“文化强国”，就离不开对于百年来的中国近代史以及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史的双重理解。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英国等西方列强纷纷入侵中国，当时的中国以及中华文明之存亡接续如2600多年前之“不绝若线”，《公羊传·僖公四年》记载：“夷狄也，而亟病中国，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

　　就五千多年文明史而言，中华文明作为世界史上唯一的连续未断裂的文明，在历史上曾屡次遭逢类似如2600年前存亡接续般的危机与挑战，春秋之后则有南北朝、宋元之际、明清之际等，但中华文明每次都能克服危机与挑战，使得文明传统保持延续性，其中最为关键的就是中华文明的内聚力。其价值观就是《礼记》所说“亲亲”与“尊尊”，也即是孔孟的“仁义之道”，“亲亲”之“仁”代表和谐，“尊尊”之“义”代表秩序，二者形成文明体内部必有的张力。内在之价值发而为制度，则是政治层面的“设官分职，任贤使能”与社会层面的家族、宗族、家庭之孝道，这也就是“百姓日用而不知”的制度化生活安排。政治层面的“设官分职，任贤使能”则落实为科举出身的士大夫阶层对于“修己治人”“内圣外王之道”的政治与教化的双重责任之承担，中国政教之秩序乃是大一统之秩序。政立基于教，文教凝聚于儒家士大夫阶层对于以经、史之学为核心的中华文明原典之传承与诠释。

　　《五经》在宋以前承担提供文明秩序之功能，以《史记》《资治通鉴》为代表的史书一以贯之的是中华文明意识，维系、延续的是文明传统。宋元以下《四书》地位上升到与《五经》几乎同等的地位，朱子穷其一生之力完成的《四书》诠释所形成的“朱子学”建构了极强的文明内聚力，如此才有能力同化此后入主中原的蒙元与满清政权，朱子的《四书章句集注》成为蒙元与满清两朝科举考试依据之标准。蒙元与满清显示了中华文明的内聚力与民族融合之一体两面，唯有朱子学所建构的超强文明内聚力，才有根本能力来达至民族融合。这也显示中华文明内聚力在具有的延续性同时也具备创新性，唯有创新之活力才有延续力。文明传统之延续就如流动的活水一样，无分过去、现在、未来之水，延续与创新实为一体两面。循此方可在文明史长时段的纵深中深刻理解今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文明意涵。

　　中国在近现代面对西方列强之侵略而欲救亡图存，就必须完成现代化，这一现代化转型绝不同于小国船小好掉头而无有文明冲突压力，乃是超大国家、大文明体的现代化，必经曲折、艰难之痛苦，甚至一时为了器物层面的快速现代化而在某一历史阶段否定自己的文明。这一决绝否定从历史长时段而言，是克服文明久则生弊的自我修正，同时表面上是学习外来文明，同时在根底处是激活文明体内部丰富性的某些资源，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题中之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方面是现代中国的实践，同时也是中华文明传统融合马克思主义的过程，“化”之义甚深。

　　一旦中国在器物层面快速现代化，中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则中国由对于发展器物的信心发展到对于文明的信心，更深刻地意识到近现代中国不绝如缕之根本在于最深处的文明内聚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最终在根本上乃是文明复兴。回顾中国近现代史，中国在救亡图存，在迈向现代化的历史过程中，真是“过了一关又一关”，我们过了多少关，真是“绝知此事要躬行”。中国在救亡图存的危机与现代化的挑战中一方面“扶危继绝”，让中华文明得以延续，重建了大一统传统，同时又在经受西方文明、现代化的激荡中发展、创新了中华文明传统。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一方面理解国家对于考古学的高度重视，中国考古发现展示了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提供了文明内聚力的信史支撑，另一方面深刻理解“十四五”规划对于“四史教育”——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教育的重视，同时“四史”与中国文明史又构成连续与发展、创新的全体贯通的一体关系。这也是在中华文明史的纵深中把握作为中华文明自觉继承与创新者的中国共产党对于士大夫精神及其“日新其德”精神的继承与创新。正是中国共产党承担在现代中国继承、创新中华文明内聚力的文明使命。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促进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相统一。

　　（作者是国创会中国文明和中国道路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科院中国历史研究院研究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