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武强兵离不开科学制度保障

马卫防

2020-07-16 18:17:39　来源：解放军报

　　●纵览中国五千年历史，以制度精武强兵是所有兴盛朝代共同的特征。

　　徜徉中华五千年，曾有不少“横扫千军如卷席”的国富兵强时代。尽管不同时期国富兵强的内涵会因历史条件的局限而有所不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以制度精武强兵。实践表明，国富兵强时代的开启，离不开制度的推动；国富兵强时代的维系，离不开制度的保障；国富兵强时代的衰落，也与制度废弛密切相关。历史反复证明，只有制定了建军治军的科学制度并加以认真落实，国富兵强时代才能得以开创和维系。察古鉴今，古代精武强兵治军经验对于今天我们全面推进依法治军，仍然具有借鉴意义。

　　善立制度于军，则军治。战国时秦国精武强兵的实现，就和制度的完善密不可分。经过商鞅变法，秦国的旧制度被彻底废除，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国力军力越发强盛。东乘魏国马陵之败，尽收魏河西之地，与魏以黄河为界；又出函谷关侵凌韩魏与东周；东南筑商塞，夺武关，逼楚东徙。于是秦军强势冠于六国，侵凌中原，不可阻遏。

　　历史告诉我们，军事法规制度的制定要从自己的国情军情出发，制定的法规制度要具有自己的特色。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割据，竞相争霸，为自身立于不败而不断变法图强。当时，各诸侯国为保障兵员和军费来源，依据本国人户与土地划分特点来制定兵役与赋役制度，如齐国实行“参国伍鄙制”，晋国实行“作爰田制”“作州兵制”，鲁国实行“作丘甲制”，郑国实行“作丘赋制”等；而在军队编制制度方面，各诸侯国又依据自身步卒与车兵状况各异而采取不同的编制，如齐国的编制序列为军、旅、卒、小戎、伍五级，晋国的编制序列为军、师、旅、卒、两、伍六级，吴国的编制序列为军、旅、卒、伍四级。尽管各国军制条款不尽相同，但紧扣战争形态演变特点需要，最大限度发挥本国生产力水平，从而造就了春秋战国时代波澜壮阔的战争活剧。

　　善择贤吏施法，则法威。制度既定，如何得到有效贯彻，选择执行之吏就成为关键。诚如荀子所言：“法不能独立，类不能自行”。再好的制度，如果没有严厉的官员来执行，也很难收到预期效果。古代国富兵强的开创，与大批奉制守度的贤吏是分不开的。安史之乱前后，军法军令遭到破坏，藩镇拥兵自重，军吏枉法行私，大唐由盛转衰。所以白居易感慨曰：“虽有贞观之法，苟无贞观之吏，欲其刑善，无乃难乎！”

　　历史告诉我们，法治监督是司法公正的捍卫者，要以刚性、无畏为原则。法治监督，在中国古代称作御史监察，这方面论述很多，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点：一是监察有法。从汉代的“六条问事”到清朝的《钦定台规》，监察法不断完善，成为中国古代军事行政法规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是监察体制相对独立。监察御史虽然官品通常不是很高，但他是皇帝的“耳目”，巡按诸军时“小事立断，大事奏裁”，可以直达“天庭”。巡按御史或定期或奉命专项巡按，成为纠正官邪、弹劾不法、督控诸军吏的一项重要制度。三是监察官员的任职条件非常严格，要有文化素养，绝大多数是考试选拔；要有清廉刚正的品格，敢于不畏权势履行职责。如明朝军事监察法《纠劾官邪规定》对“构党为非，擅作威福，紊乱朝政”的武将，要“不避权贵，具奏弹劾”。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对于维持国家军队纲纪，弹劾违法军吏，保持军队素质，起过积极作用。

　　善育吏卒知法守法，则法行。管子曰：“法者，天下之程式也，万事之仪表也”。法是治国的标尺，是治军的准则。法家主张“法莫如显”，意思是法规制度要公开，以便天下官民吏卒知法守法。唐朝《兵部格》《兵部式》《卫禁律》《军防令》制定颁布后，为了使执法官吏和士卒都能懂得法义，正确理解律文之规定，特别集国家博学硕儒共同制成了《唐律疏议》，疏解律文，以便吏卒知晓。我国古代还曾在营扎之所公布刑象之图，向士卒宣传法律。明太祖朱元璋为了使士卒知晓法律，特别制定了《律令直解》，他说：有了这本书，士卒可以“寡过矣”。历史经验证明，士卒知法守法是军队施行法治的广泛群众基础和保证。

　　历史告诉我们，军事法规制度的内容要详细具体。中国古代制定军事法规制度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内容明确，在理解上不存在含糊、多解之义，从建军的组织编制到日常的军队管理、军事训练再到战时的出征作战等都有内涵清晰的法度。如关于军队组织编制，《周礼·夏官司马》规定：凡制军，万有二千五百人为军，二千有五百人为师，五百人为旅，百人为卒，二十五人为两，五人为伍。关于军队管理，宋《斗讼律》规定：“诸军厢都指挥使至长行，一阶一级全归伏事之仪。敢有违犯者，上军当行处斩，下军及厢军徒三年，下军配千里，厢军配五百里”。下级服从上级，一级管一级。关于军事训练，《周礼·夏官司马》规定：春天演练战斗队形，夏天演练番号识别、宿营警戒及夜间动作，秋天演练队列阵势，并辨别旗物之用，冬天进行综合性演练。关于出征作战，《周礼·秋官司寇》《尚书·费誓》《史记·鲁周公世家》等史籍、金文分别记载了“不从王征罪”“军需不逮罪”“出征后至、不用命罪”“乏军兴罪”和“嚣喧之罪”等。显然，中国古时军事法规制度的内容遵循了详尽具体、操作性强的原则。

　　（作者单位：军事科学院解放军党史军史研究中心）

编辑：迟语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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