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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直气壮借典助理理从事出

梁衡 //m.auribault.com 2013-11-18 来源：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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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到苏联访问，在一场临时的接见中讲出这样的至理名言：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这叫“理从事出，片言成典”，从一件具体的事出发总结出普遍的真理，浓缩成一句话，从而成为经典。什么叫经典？常念为经，常说为典。经得起后人不断地重复，不停地使用。“理从事出，片言成典”，这是毛泽东的本事，是他文章的魅力。

　　综上可知，领袖应该是一个思想家，他的水平已经到了那一步，随便说出便有思想含量。用不着去凑，去憋，去描，去让秘书班子关门生造。

　　第三个特点是知识渊博，即有学者式的积累——用典丰富，文库史海，随手拈来。

　　领袖又应该是学问家。他要懂社会规律，要知道它过去的轨迹，要用这些知识改造社会、管理社会，引导社会前行。政治领袖起码是一个爱读书、多读书、通历史、懂哲学、爱文学的人。因为文学不只是艺术，还是人学、社会学。毛泽东熟悉中国的文史典籍，在文章中随手拈来，十分贴切，借过去说明现在。他文章中的用典有三种情况：

　　一是直接从典籍中找根据，证明目前之理，就是常说的“引经据典”中的“引经”。比如，他在《为人民服务》中引司马迁的话：

　　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

　　这就是政治领袖和文章大家的功力：能借力发力，翻新经典，为己所用；既宏扬了民族文化，又普及了经典知识。

　　二是借经典事例来比喻、阐述一种道理。有时用史料，有时用文学故事，就是常说的“引经据典”中的“据典”。如他借东周列国的故事说“庆父不死，鲁难未已。战犯不除，国无宁日。”借李密的《陈情表》说司徒雷登：“总之是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挟起皮包走路。”

　　毛泽东的文章大部分是说给中国的老百姓或中低层干部听的。所以，他常搬出中国人熟悉的故事，如在七大闭幕词中引了《愚公移山》的故事。他常将《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这些文学故事当哲学、军事教材来用，深入浅出，生动活泼。例如，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用《水浒传》故事来阐述战争的战略战术：

　　谁人不知，两个拳师放对，聪明的拳师往往退让一步，而蠢人则气势汹汹，劈头就使出全副本领，结果却往往被退让者打倒。《水浒传》上的洪教头，在柴进家中要打林冲，连唤几个“来”“来”“来”，结果是退让的林冲看出洪教头的破绽，一脚踢翻了洪教头。

　　孙悟空在他笔下，一会儿比做智慧化身，钻入铁扇公主的肚子里；一会儿比做敌人，跑不出人民这个如来佛的手心。所以，他的报告总是听者云集，欢声笑语，毫无理论的枯涩感。他是真正把古典融于现实，把实践融进了理论。

　　1949年新年到来之际，解放战争眼看就要胜利，蒋介石又要搞假和谈。他立即以新华社名义发表了一个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巧妙地用了一个伊索寓言典故：

　　这里用得着古代希腊的一段寓言：“一个农夫在冬天看见一条蛇冻僵着。他很可怜它，便拿来放在自己的胸口上。那蛇受了暖气就苏醒了，等到回复了它的天性，便把它的恩人咬了一口，使他受了致命的伤。农夫临死的时候说：我怜惜恶人，应该受这个恶报！”外国和中国的毒蛇们希望中国人民还像这个农夫一样地死去，希望中国共产党，中国的一切革命民主派，都像这个农夫一样地怀有对于毒蛇的好心肠。但是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真正的革命民主派，却听见了并且记住了这个劳动者的遗嘱。况且盘踞在大部分中国土地上的大蛇和小蛇，黑蛇和白蛇，露出毒牙的蛇和化成美女的蛇，虽然它们已经感觉到冬天的威胁，但是还没有冻僵呢！

　　三是用典来“起兴”，可增加文章的效果，妙趣横生。“起兴”是诗歌，特别是民歌常用的手法。如“山丹丹开花红姣姣，香香人材长得好。玉米开花半中腰，王贵早把香香看中了。”现在，手机上调侃的段子也常用这种形式。如“曾经沧海难为水，大锅萝卜炖猪腿；在天要做比翼鸟，相约今天吃虾饺；君问归期未有期，去吃新疆大盘鸡”，都很幽默。

　　毛泽东懂文学，爱诗，写诗，知道怎样让文章更美一些。他这时用典并不直接为“证理”，或者并不主要是“证理”，而是借典“起兴”，引出下面的道理，造成一种幽默，加深印象，是“借典助理”。如1939年7月7日，他对即将上前线的陕北公学(即后来的华北联合大学)师生讲话，以《封神演义》故事作比：

　　姜子牙下昆仑山，元始天尊赠了他杏黄旗、四不像、打神鞭三样法宝。现在你们出发上前线，我也赠给你们三样法宝，这就是：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

　　这里从“法宝”的字面引出下文。

　　第四个特点是个性的语言，即政治家加文学家的语言——典雅、通俗、幽默。

　　作为一个政治领袖，首先要会说话。因为你要表达，要动员。古今中外甚至有肢体残疾的人都能当领袖（如美国总统罗斯福），但没有一个哑巴能当领袖。语言是领袖的第一工具，是美人的一张脸。典雅、通俗、幽默，这三点能做到一点亦不容易，但毛泽东三者皆备，而且是完美地结合。

　　记得我第一次接触毛泽东的文章，是在中学的历史课堂上，没耐心听课，就去翻书上的插图。有一张《新民主主义论》的影印件，如蚂蚁那么小的字，我一下就被开头几句所吸引：

　　抗战以来，全国人民有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大家以为有了出路，愁眉锁眼的姿态为之一扫。但是近来的妥协空气，反共声浪，忽又甚嚣尘上，又把全国人民打入闷葫芦里了。

　　我看到“欣欣向荣、愁眉锁眼、甚嚣尘上、打入闷葫芦”这么多新词，不觉眼前一亮，一种莫名的兴奋。这是一种从未见过的文字，说不清是雅，是俗，只觉得新鲜，很美。放学后，我就回家找来大人的《毛泽东选集》读。我就是这样开始读毛泽东的文章的，开始并不为学政治，是为欣赏语言，读文学。

　　我们先看毛泽东文章典雅的一面。他在抗日战争中写的《祭黄帝陵》的开头有这样几句：

　　赫赫始祖，吾华肇造；胄衍祀绵，岳峨河浩。聪明睿智，光被遐荒；建此伟业，雄立东方。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他深厚的古文根底。他在延安接受斯诺采访时说，他学习韩愈文章是下过苦功的，如果需要他还可以写出一手好古文。

　　再看他通俗的一面。他的《为人民服务》一文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们还要和全国大多数人民走这一条路。我们今天已经领导着有九千一百万人口的根据地，但是还不够，还要更大些，才能取得全民族的解放。

　　再看他的《华北各首长号召保石沿线人民准备迎击蒋傅军进扰》一文中的这一段：

　　此间首长们指示地方各界切勿惊慌，只要大家事前有充分准备，就有办法避开其破坏，诱敌深入，聚而歼之。今春敌扰河间，因我方事前毫无准备，受到部分损失，敌部亦被其逃去。此次务须全体动员对敌，不使敢于冒险的敌人有一兵一卒跑回其老巢。

　　“走到一起”、“还不够”、“切勿惊慌”、“就有办法”等，完全是老百姓的语言，是一种面对面的告诫、谈心。虽是大会讲话、新闻电稿,却通俗到明白如话。

　　再看他在《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的一段通俗、典雅并重，严肃、大气的文字：

　　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而最难的是幽默。幽默是什么？就是用轻松漂亮的姿态完成高难动作，如足球的倒勾射门，篮球的背投。政论文中的幽默就是用生动的文学语言，讲清艰深的政治道理。如：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到文化的重要性时说：

　　我们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德）总司令的，一支是鲁（迅）总司令的（正式发表时改为“拿枪的军队”和“文化的军队”）。

　　他在对斯诺讲到自己的童年时风趣地说：“我家分成两‘党’。一个就是我的父亲，是‘执政党’；‘反对党’由我、我母亲和弟弟组成。”斯诺听得哈哈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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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尹盼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