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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不是权力分享，而是权利实现

——专家学者纵论“理解改革、支持改革、参与改革”

//m.auribault.com 2014-01-06 来源：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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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改革是对不同阶层的整体要求。改革实现了社会的多元化，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公平竞争促进了市场经济的发展，同时也使整个社会变得多姿多彩。但是，在改革的过程中不可能出现每个人都满意的政策，改革必然会触及一些既得利益阶层的切身利益，必然会在短时期内出现利益的调整。正因为如此，决策者在实施改革的过程中，必须争取最大的公约数，让更多的人支持改革，让改革成为社会的普遍共识，让改革成为公众的普遍行动。

　　参与改革是对公众而言的。从行政主导的改革到全民主导的改革，这是一个历史的巨变，它要求全体居民都必须参与其中，成为改革源源不断的动力。参与改革不仅仅是指分享改革的成果，更重要的是，强调公民参与改革的决策以及决策的实施。

　　主持人：理解改革主要针对的是政策执行者，而支持改革、参与改革是否意味着公众必须无条件服从支持政府的工作？

　　乔新生：支持改革不是要求公民放弃自己的利益，也不是唯政府马首是瞻。支持改革首先要充分发挥公民的主观能动性，使他们为改革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建言献策。对于改革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决策者应当广纳善言，集思广益，通过深入的讨论广泛达成共识，通过良性的互动形成支持改革的强大动力。

　　参与改革的形式多种多样。公民通过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选出各级领导干部，是参与改革的具体表现；公众监督政府的工作，也是参与改革的具体表现。参与改革不是要求公民配合政府的工作，参与改革也不是要求公民牺牲自己的切身利益，参与改革就是要求公民遵纪守法，依法行使自己的权利，依法履行自己的法定义务。参与改革实际上就是要社会各个阶层恪尽职守，立足本职工作，在不同的岗位上为改革作出贡献。

　　转变政府职能，支持公众参与改革

　　主持人：公众参与改革，政府在职能定位和改革理念上需做哪些改变？

　　乔新生：支持公众参与改革，政府必须千方百计地拓宽公民参政议政的渠道，必须坚持社区自治的原则，必须让公众在改革的过程中产生归属感和信赖感。当前我国改革中出现的许多矛盾和问题，归结起来就在于，政策执行者缺乏对公众参与权利的尊重，不愿与公众建立密切的联系，把公众当作被改革的对象，而不是推进改革的主体。

　　支持公众参与改革，首先要打破传统的思想藩篱，要让公众真切地意识到，改革是全体人民的事情，而不仅仅是政府的事情。改革的目的是为了改善公众的福利，只有公众的普遍参与，改革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

　　燕继荣（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一般认为，以往中国政府更多地扮演全能主义“家长”角色，其管理具有管制主义、命令主义、包办主义的明显特征。这样的模式如果在民智不开、民愿不强、民力不足的时代还有应用成效，但在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时代，由于公民权利意识的增强，社会自主能力的提高，民间能量的积聚，不仅管理效应递减，而且还有增加社会成本、阻碍社会发展的诸多弊端。

　　主持人：政府的哪些职能需要更新？工作重点应放在哪里？

　　燕继荣：转变政府职能，就是要将政府主要从事发布禁令、行政审批、亲力亲为等职能，转变为主要提供法治秩序、公共管理、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等职能。政府应该明确为谁干，干什么，怎么干。到目前为止，世界上有关政府角色的最大共识是监护人、管理人、保障人。也就是说，政府应该做好这三项工作——维护市场和社会秩序，提供公共管理和服务，做好社会福利和保障。但是，反观现实，在有些地方，最该干的事情，没有认真干好；不该干的事情，倒是比较用心。怎么从根本上摒弃全能主义理念，杜绝政府的自我谋利行为，这是政府改革的核心问题。

　　改革必须协同推进，不能各自为政

　　主持人：当前，全面深化改革面临哪些问题？具体有哪些推进方式？

　　郑必坚：从现实情况看，全面深化改革需要解决的问题远比以往更为敏感和复杂，任务更加艰巨而繁重。36年来，我国改革开放由浅入深、由易到难、逐步深化，破解了许多影响和制约发展的重大难题，但还有一系列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不仅如此，随着国际国内形势深刻变化，我国发展又面临一系列新的问题和挑战。老问题新问题相互交织，国内国际因素相互影响，需要解决的问题分外艰巨，需要攻克的是体制机制上的一系列痼疾。中央提出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就是对改革所处时代背景和现实条件的一个形象而又准确的重大判断。基于这一判断，党的十八大报告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都特别提醒全党，要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冲破思想观念的束缚、冲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

　　从推进改革的方式看，全面深化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要求更是前所未有。现阶段，随着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融汇不断深化，任何一个领域的改革都会影响到其他领域，需要其他领域改革的配合。不同领域的改革可以有先有后、有主有次、有快有慢，但必须统筹兼顾、协同推进，而不能各自为政、畸轻畸重。只有各方面改革相互促进，发生化学反应，产生共振效果，才能放大改革的效应。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负责改革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这也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从未有过的重大举措。

　　下大功夫了解基层和群众对改革的有益探索

　　主持人：我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改革难度加大了。进一步推进改革，需要怎样的速度，如何把握改革的积极与稳妥？

　　陶文昭：中央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集中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智慧，是一个科学的改革纲领，是推进具体改革的指南。要全面准确地把握各项改革举措，不要盲人摸象、以偏概全，不要不明就里、大而化之。要研究思考全面深化改革的思路和重大举措，刻舟求剑不行，闭门造车不行，异想天开更不行。要认真执行中央要求，不要事情还没弄明白就盲目推进。要下大功夫了解党内外对改革开放的各种意见和建议，下大功夫了解地方、基层和群众在改革方面做的有益探索。当然，改革是探索，探索就有风险，在未知领域进行改革不可能百分之百正确。准确理解、大胆探索和避免失误要统筹考虑。

　　改革要积极稳妥，只讲稳妥不讲积极不行。改革太快不行，太慢也不行。不能一讲逐步，就无限期拖延；一讲稳妥，就停滞不动。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稳中求进是工作的总基调。这次决定中重要改革用了很多“逐步”二字，诸如财税体制改革要“逐步”到位；部分社会保障、中央和地方“逐步”理顺事权关系；“逐步”增加有地方立法权的较大的市的数量；教育上“逐步”缩小区域城乡校际差距；“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等等。改革要一步一个脚印、稳扎稳打向前走，积跬步致千里。

　　无论是改革还是发展，都得抓住机遇。当前就是要不失时机地深化重要领域改革。要完成改革的军令状，等不起，拖不起。改革要慎重，但也不能因此就谨小慎微、裹足不前，什么也不敢干、不敢试，要继续鼓励大胆试验、大胆突破，不断把改革开放引向深入。

　　（主持人：张记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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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的人民性理论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发展和改革研究院院长邹东涛：毛泽东曾说过，“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中国共产党自成立那天起，就公开宣称了它的人民性，并以解放人民为根本宗旨。人民群众是中国共产党的坚实社会基础，中国共产党来自人民，也一切为了人民。改革也是一样。共产党人发起和领导改革，也是为了人民，是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参与和推进的。这种人民性表现在改革不是某一政党、某一群体的事情，而是全中国人民共同的伟大事业。改革的目的不是为了某一个政党、某一个群体的利益，而是为了全中国人民的共同利益。

　　改革为了人民，就必须从民众最期盼的领域改起。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习近平总书记说过：“改革要从群众最期盼的领域改起，从制约经济社会发展最突出的问题改起，让全社会感受到改革带来的实实在在的成果，最大限度凝聚改革正能量。”

　　改革要逐步将民间的积极性调动起来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在宏观调控问题上，一定要以改革为主，不能依赖宏观调控。宏观经济调控应该重在微调，重在预调，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可采用，一般情况要避免采用。宏观调控绝不是万能的，更不能够替代改革。政府不在于大小，因为它不是一个人员多少的问题，也不是管辖范围多大的问题，主要是政府做政府应该做的事，效率要高。

　　市场也不是万能的，市场还有很多地方是管不到的。有效的政府加上有效的市场，这就是中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两者都要讲效率，都要有效，政府做政府该做的事情，市场做市场可以做的事情。

　　我们的政策、我们的改革都要逐步将民间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民间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进入创新的高潮、创业的高潮，这就是中国真正的希望所在。

　　形成具有建设意义的超越性思维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过去30多年改革开放已经结束，现在是新的30年的开端。在这样的历史时刻，形成具有建设意义的超越性思维，是极为重要的。

　　中国这次改革已经历时36年，已经经历了两代人。如果仔细分析一下，就可以看出，在改革开放之初提出改革这个理念时，是有一个隐含的价值目标的，这就是效率。这些年改革的实践中，充分践行了这样一个目标。

　　十八大报告提出“必须坚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公平正义的理念至少有这么几个特点。第一，有明确的价值目标，而且这个目标能得到社会广泛的认同。第二，这个理念是建设性的，既可以解决中国社会的实质性问题，又可以避免大的社会动荡。第三，有巨大的潜力，这是一场真正的思想解放运动。第四，社会有广泛共识，可以避免分歧等，从而将阻力缩小到最低的限度。

　　行政体制改革联系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

　　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汪玉凯：通过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在后端，可以带动经济体制进入关键领域，如金融体制改革、财税体制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投资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以及土地制度改革、户籍制度改革等，所有这些领域的改革，都离不开行政改革的推进，甚至取决于政府自身改革的程度和力度。而前端则促进政治要素改革，如反腐败的深入，司法公平、从严治党、转变作风等，同样也离不开政府自身改革的深入。

　　所以说中国的改革进入深水区，要啃硬骨头，不仅仅指经济领域，也包括行政领域；我们要准备付出改革的成本，改革没有坦途，也不仅仅指经济层面，也包括行政层面乃至政治层面。

　　制度是一根链条，改革可选一个环节着手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政治制度室主任张明澍：中国人希望通过政治“扬善”，而西方人是想通过政治来“抑恶”，这两种观念导致了两种不同的政府角色期望。比如西方政治文化希望政府做“看门狗”、“守夜人”，希望政府少干预个人和社会的发展。但中国不一样，中国人什么事情都希望政府来领导，而政府也一直习惯于领导和关心很多个人或者市场可以解决的问题。最典型的例子是“文革”时代，梳大背头、穿小裤脚，都不允许。我觉得这种现象的根源在于，中国人想通过政治实现一种“善”，想把事情安排得更好。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形成了一些既得利益的群体，这是大家都看得见的现实，不需要回避。在现行体制下，普通群众或是知识精英，都没有力量去冲破这些既得利益。我们都希望决策层拿出决心来，打破既得利益的束缚，坚决地同时又是和风细雨地推进改革，逐步解决摆在大家眼前的问题。这样是对这个社会每个成员都有利的选择。

　　话题特邀嘉宾郑必坚陶文昭乔新生燕继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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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尹盼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