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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允熠：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

张允熠 //m.auribault.com 2014-07-16 来源：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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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在建设国家软实力，发展繁荣中国文化的当今时代，如何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升中国文化的活力，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版特组织刊发三篇文章，以期有助于对此问题的思考和探讨。

　　自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后，中国人历史性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其与中国传统文化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直接联系，随之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含有两层意义，一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二是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第一个结合表现在实际、实践、实用、实效层面上，第二个结合表现在精神、思想、理念、理论层面上。马克思主义在与中国文化的互动和结合中形成了中国社会新型的主流文化与意识形态，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人们不禁要问：近代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学习，几乎搬来了西方的全部思想库，但其结果不是化作过眼云烟转瞬即逝，就是成为少数知识精英的精神奢侈品仅供鉴赏，唯独马克思主义一枝独秀，不但成功地实现了中国化，而且最终取代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儒家意识形态跃居为中国社会的指导思想，其中的奥秘何在？这是需要认真回答的。

　　第一，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首先在于它适应了中国革命实践的需要。

　　1840年以后，中国逐渐沦为西方列强的半殖民地。为了救亡图存，探索“中国向何处去”的历史之问，“中国人被迫从帝国主义的老家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项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组织过政党，举行过革命，以为可以外御列强，内建民国。但是这些东西也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一样，软弱得很，又是抵不住，败下阵来，宣告破产了。”［《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4页。］正是俄国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加之“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中国人义无反顾地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建了共产党，“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同上，第1357页。］然而，实践表明，照搬马克思主义的条文和外国经验并不适合中国国情，这迫使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一条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道路，进而克服了党内教条主义和“全盘俄化”的错误趋向，终于指引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新中国成立后又经过艰难曲折的探索，创造性地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践一再证明，马克思主义只有实现了中国化才能成功地促进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也只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才能促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制度和理论的制定，从而使中国社会永不偏离正确的前进方向。

　　第二，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还在于它适应了中国近代主流文化转型的需要。

　　相对于经过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洗礼的西欧社会，中国从16世纪起就落后了。与此同时，以儒学为核心价值观的主流文化或意识形态日益捉襟见肘，已不可能成为中国社会变革的指导思想。盘踞中国指导思想地位两千多年的儒家哲学是一种代表着农业社会的意识形态，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生长，这种农业社会的观念文化越来越表现出与现代性不相协调的特征，其历史性的跌落不可避免，寻求一种新型的、能适应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或核心价值势在必行。大约从明代中叶始，中国主流文化已孕育着变革和转型的趋势，中国哲学内部的心学与理学、实学与虚学、经学与理学、宋学与汉学之争，皆表明了儒学试图摆脱困境、完成自身蝉蜕的一种内在努力。直至近代中学与西学、新学与旧学、科学与玄学争辩之声鹊起，显示了一种试图借助外来强势文化以促进内部变动的努力。“五四”新文化运动无疑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和启蒙运动，在这场运动中，中西碰撞、新旧杂糅导致了中国主流文化的重新洗牌，马克思主义后来居上成为中国人的不二抉择，因为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完成中国传统哲学与“西学”所不能完成的神圣使命。换言之，正由于马克思主义能解决“中国向何处”的百年之问，中国人才历史性地选择了它。马克思说过：“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恩格斯也说过：“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正是由于中国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使之中国化，中国主流文化遂完成了历史上空前的一次大转型，古老的中国传统文化因马克思主义的融入而枯木逢春。

　　第三，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也受益于它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所具有的天然亲和力。

　　马克思主义在历史势位和理论层级上，代表着近代人类社会最先进的思想文化，其与中国传统哲学相比，无疑有着本质上的不同：源出的文化背景不同，反映的时代精神不同，立基的生产力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蕴含的阶级属性不同，因而执行的社会与文化功能也不同。然而，马克思主义与以儒学为标识的中国传统哲学之间无疑也包含许多共同之点。

　　首先，两者在反对宗教神学世界观方面具有相通之处，即都具有无神论的共同特征。中国哲学没有“创世纪”的观念和关于“一神教”的启示，后世儒家不乏唯物主义和无神论大师，自秦汉至明清，从王充到王夫之，无神论汇成了儒家的主体精神特征；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本质上是科学无神论，它与中国传统哲学的无神论一样，都拒绝来世观念，主张重视现世人生和现实社会。第二，两者在实践观上具有相通之处。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首要的观点，然而重视实践、拒斥玄虚之学也是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特征。从孔子到荀子、王充，再到明清之际的“实学”大师顾炎武、王夫之、颜元、戴震等人，他们在对“实学”和“知行”关系的论述上，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有颇多契合之处。不同的是：儒家更多地强调道德实践，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则主张“革命的实践”。第三，两者在辩证思维方式上具有相通之处。美国学者斯塔尔就认为，辩证法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比在欧洲的文化传统中影响广泛而深刻，中国哲学经典《易经》和汉译本的佛经早已明确表达了深刻的辩证法思想。相对中国哲学的“阴阳辩证法”来说，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的“概念辩证法”经过马克思的颠倒而为“唯物辩证法”，从“阴阳辩证法”到“概念辩证法”再到“唯物辩证法”，这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第四，二者在历史观上具有相容之处。中国传统哲学非常重视从现实的物质生活根源去寻找历史发展的动因，认为人的道德和政治活动乃至国家的治乱兴衰与人的直接的物质利益和生活状况息息相关，历史的发展在于“势”（必然性），而不在于“圣人意”（绝对精神）。据此，美国汉学家魏斐德甚至认为明末王夫之的哲学，“在某些方面，这引起共鸣的主题让人隐约地联想到了马克思本人”。第五，两者在道德观上具有相似之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哲学一方面承认人的自然属性及其表现形式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又认为只有用人的社会属性来规范自然属性才能达到人性的完善，并且强调群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马克思主义主张在改变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人的主观世界，共产主义革命旨在树立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对此，美国学者窦宗仪说：“关于人的完善性，儒家和马克思主义之间是一致的。”第六，两者在精神信仰和社会理想上具有相通之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哲学虽然都反对超验的宗教信仰，但认为理想境界就是理想社会和理想人格的完美统一，只有通过现实人的世代努力才能最终实现“人间天堂”。不同的是：儒家的大同理想是一种“乌托邦”，而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想是社会科学和社会行动。

　　由上而知，中国人之所以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并使之本土化、民族化，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得力于两者之间的那些共同之处所产生的亲和力。

　　第四，中国传统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天然文化土壤。

　　众所周知，英法两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和德国的黑格尔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的直接思想来源，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却把它们与中国传统思想联系起来，比如说：“虽然中国的社会主义跟欧洲的社会主义象中国哲学跟黑格尔哲学一样具有共同之点，但是……变革必将给这个国家的文明带来极其重要的结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65页。］英国学者李约瑟也曾写道：“现代中国人如此热情地接受（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有很多西方人觉得不可思议。他们想不明白，为什么这样一个古老的东方民族竟会如此毫不犹豫、满怀信心接受一种初看起来完全是欧洲的思想体系。但是，在我想象中，中国的学者们自己却可能会这样说：‘真是妙极了！这不就像我们自己的永恒哲学和现代科学的结合吗？它终于回到我们身边了！’”“中国知识分子之所以更愿意接受辩证唯物主义，是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哲学思想正是他们自己所产生的。”时下的中国人很难理解李约瑟的话。但如果放在五四时期，李约瑟定会找到知音。如当时郭沫若就发表了一篇《马克思进孔庙》的小品文，其中写道：“马克思（对孔子）说：‘我想不到两千年前，在远远的东方，已经有了你这样一位老同志，你我的见解完全是一致的。’”

　　总之，马克思主义绝不是脱离人类文明大道特立独行的封闭体系，正如列宁所说：“马克思主义……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地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毛泽东也写道：“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并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正像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离不开全人类的文化资源一样，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也离不开几千年中国文明丰厚的思想资源。当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互影响和互动中形成的中国新文化的主流。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

编辑：尹盼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