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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枫逸:户籍改革重在公共福利均等化
//m.auribault.com2013-12-18来源: 郑州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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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中全会关于“加快户籍制度改革”的部署受到社会关注。公安部副部长黄明日前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表示,到2020年,要基本形成以合法稳定住所和合法稳定职业为户口迁移基本条件、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为基本形式,城乡统一、以人为本、科学高效、规范有序的新型户籍制度。(相关报道见今日本报A03版)

    户籍制度,被视为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最显著的标志之一。这一计划经济年代的产物,已经越来越不适应市场经济,突出表现在严重抑制劳动力要素的自由流动,阻碍城市化进程,加剧城乡割裂。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写入决定后,公安部门公开提出了户籍改革的具体时间表,备受期待。

    一张薄薄的户口,之所以牵动无数人的爱与哀愁,源于其附着太多利益。从社会保障到教育、医疗、公共服务,“户籍利益”几乎涵盖了所有公民权益。报道中,有农民工给记者算了一笔“户籍账”,一个北京户籍上绑定的显性经济利益竟超过百万元。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表面上看是地方职能部门的“懒政”,习惯于按照户籍进行管理;更为重要的,恐怕还是一些地方担心外来人口过多带来冲击,通过设置一道道“隐性户籍门槛”,将大量外来人口阻隔在城市之外。

    对此,中国人民大学农村发展研究院教授白南生一语中的:“这样的担心没有道理,目前已经有大量人口沉淀在城市了……现在该来的都来了,只是法律上不承认而已!”现行僵化的户籍管理制度,让一亿多农民工身在城市却无法融入,产生的流动成本、公共管理成本和社会风险成本极高。同时,外来人口为城市创造财富,给地方缴纳税收,却不能共享发展成果,接受同等公共服务,这显然是不公平的。

    近年来,广州、上海等地纷纷出台积分落户政策,为有需求的外来人口开了一扇窗。不过,与不断拥入的外来人口相比,这只是杯水车薪。并且从长远来看,无论落户门槛怎样降低,都会有相当一部分群体暂不具备落户条件或者不愿落户城镇人口,他们的市民待遇同样需要保障。基于此,户籍改革不仅仅是规范户口迁移条件、建立居住证管理制度,更重要的是逐步剥离户籍附着利益,实现公共福利均等化。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努力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各地必须加大财政投入,做大公共福利“蛋糕”,让所有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共同分享优质资源。

    当然,一座城市的容纳力是有限的,扎堆北上广现象,既给这些城市带来环境污染、交通拥堵等“城市病”,也不利于区域经济的均衡协调发展。应该说,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路径,“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是明智的,可行的。但做到这些,显然不能依靠各地设门槛、限名额等行政手段,必须依靠市场的力量让人口有序流通。

    从这一层面上讲,中西部和东部地区、中小城市和大城市中间也应逐步缩小公共服务差距,努力实现公共福利的均等化。如果在家门口就有好工作、好医院、好学校,广大农民工也就不必千里迢迢背井离乡,到大城市的屋檐下谋生,而是可以安心就地城镇化,享受从容而幸福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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