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的桌布上，大大小小的人体骨骼码放整齐，一名戴眼镜、身穿白大褂的中年男子，左手托起一片头盖骨，仔细端详着。

　　这是广西灌阳县酒海井红军遗骸打捞现场，中年男子名叫李法军，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副教授。他所从事的研究，是通过散落的、几乎已成碎片的遗骸，解读背后的身份信息和生前遭遇。

　　人骨鉴定是一门小众学科，“骨语者”李法军也常显得神秘——有时，他会在实验室里，与一堆人骨待上一整天。在接受记者记者采访时，李法军表示，人骨鉴定是一项充满“仪式感”的研究，对于人骨，自己始终心怀敬畏。

　　“最重要的是确认遗骸身份”

　　记者：你是如何参与到红军遗骸打捞工作中的？

　　李法军：了解到这件事，是通过相关的新闻报道，大概是9月13日。那时就想，如果能够参与到其中，应该是一件很好的事。本次参与打捞研究的广西文物研究所研究员李珍，是我的同校系友，两天之后就给我打电话，邀请我参与鉴定。随后，我带着4名研究生就到广西的现场去了。

　　记者：动身之前有做什么准备？

　　李法军：因为是电话沟通，所以我简要了解了一些情况，比如井下情况的相关数据，收集了一些资料作为参照。此外，我还准备了一些工具，包括测量工具、手套这些比较细节的东西，考虑到遗骸在水下，骨骼会比较散，所以带了一些黏合剂。

　　另外，测量尺、外轮廓提取的工具、测量表和记录表，这些是常年都备好的，装了一个拉杆箱。

　　记者：此次打捞红军遗骸难点在哪？

　　李法军：之前考虑过骨骼埋藏环境的差异。以往我们参与考古发掘，骨骼一般是在墓葬中，个体的骨骼堆叠基本上比较规律。但考虑到当时，红军是被一个个推下去，所以预判骨骼是散乱堆积的，因此当时判断，本次鉴定最大的难度在于，如何把散落的遗骸还原到每一个的个体身上，这需要很长时间。

　　记者：现场实际情况，与预判出入大吗？

　　李法军：打捞上来的骨骼保存情况不如预想的好。去之前还不了解井底的情况，去了以后才知道井下结构和水流结构很复杂。打捞上来的遗骸骨质本身比较差，因为浸泡时间长，因此破碎严重、颜色发黑，一个相对完整的都没有，只有等稍微干了后再处理。

　　记者：遗骸鉴定的过程顺利吗？

　　李法军：最终花费的时间要比预想的多，其中最难的地方在于遗骸是散乱的。以往来说，墓葬出土的骨骼，大部分在同一个层位，很快能找对位置。但是本次打捞出来的很多是碎片，要分辨哪些是同一个体，这方面工作很难。

　　实际上，由于各种条件限制，比如当地希望烈士打捞上来后，早日入土为安，出于这种原因，对遗骸没有做进一步的研究。但是从本次鉴定工作的目的来看，最重要的是确认遗骸身份和还原生前遭遇，从这一点来说，已经达到了研究目的。

　　“骨头上保存的信息太多了”

　　记者：最终的遗骸数量如何确认？

　　李法军：在研究上，有一个概念叫骨骼“最小个体数”。因为现场有很多散落的骨骼，可以进行分类。比如我们发现左侧肱骨10根，右侧8根，那就说明，这堆骨骼至少来自10个个体，综合起来就可以推断出一个数字。公布出来的遗骸数量是16具以上，实际上是这样计算出来的。

　　总体上来说，最关键的部分就是骨骼保存的完整度。来广州之前，我曾在北方工作6年左右。南北方土壤成分不一样，导致埋藏环境有差别。北方土壤偏碱性，有利于骨骼保存；南方土壤偏酸性，加上骨头本身钙质比较多，所以在南方很难获取完整的骨骼。这就导致，在北方使用的方法，到南方就不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