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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眼世界，没有国家能像中国这样，花这么多钱在艾滋病的控制与预防上。国家免费提供抗艾滋病药物，两项比较贵但又必须做的检查也免费进行。针对经济条件较差的患者，有专门的贫困补助。

　　去年一位农民来的时候身上只有90元，连挂号的费用都不够，午饭也没吃。我赶紧把办公室里能找到的零食都给他吃，大家又一起凑钱，给他回去的路费。第二次他来，还是没带钱，我们只能给他做一些免费的检查，反复嘱咐他，一定要好好吃药。

　　还有一位农民工，一个月赚3200元，其中2800元都要寄回家给他的母亲，养家里的两个孩子。我觉得他穿得挺干净，而他告诉我，他的衣服、裤子、皮鞋都是从垃圾箱里捡来的。

　　这样的人不少，他们都是迫切需要国家帮助的人。

　　很多患者会因为艾滋病丢掉工作，但很少人会打官司，因为很难取证。他们往往是先被分配更少的工作，慢慢收入减少，自己就离职了。我觉得去打官司的人都是特别勇敢的人。

　　遇到这样的事情，他们的情绪会很低落，来门诊的时候都看得出来。要允许他们有一段时间觉得自己很累、很苦。我们会告诉他，他没有做错什么。

　　近几年，因同性性行为感染艾滋病的患者是我们科的主要患者源。看有的部门发布的报告，很多人传染原因写的是“不详”，其实是不愿意说起。我们这里几乎见不到“不详”，和病人的关系建立得越好，越能得到真实情况，这不意味着我们在讨好他们，他们是出于信任告诉我们。

　　很多人会把同性性行为单独看做一条艾滋病的传播途径，我们反对这样的说法，这是给群体贴上标签。传播艾滋病的是不安全的性行为，和性取向没有关系。

　　一些患者是和父母一起来的，父母关心孩子的婚育问题。曾有一位患者把自己的病情和得病的原因告诉家人，他的父亲知道后，追到我家楼下，一定要与我谈话。在咖啡厅里，他的母亲沉默不语，父亲不断追问，能不能在30岁之前把性取向扭转回来，“不是有种手术，只要切掉小脑的一部分，性取向就正常了？”

　　包括我在内，很多医护人员一开始接触艾滋病，心里还是会有恐惧的。但当我们和患者有了更多的接触，会发现，他们其实是很可爱的一群人，一些医生护士告诉我，相比其他患者，艾滋病人是最听话的。

　　过去，很多医院和科室都拒绝给他们做手术。但现在，艾滋病患者被越来越多医务工作者接受。每年，我们会在医院内和医院外做很多场关于“职业暴露”的培训，每一次我做培训时都会问医学生们，你愿意将来给HIV阳性的患者抽血、治疗或者做手术吗？

　　我看到越来越多人举起手，每一只手都是一盏小灯。（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见习记者 王嘉兴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