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特的经营之道
仁立走上“工贸结合、内外相辅”的经营新路，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有其独特的经营之道。今天虽不可照搬，但却可以借鉴。试举若干事例。
其一，敢于竞争，又善于联合。仁立与外商的竞争，如前所述。对于国内同行，亦不甘示弱。仁立生产的制服呢打入江南市场之时，同上海章华毛纺织厂的产品展开了激烈的竞争。仁立以压价的办法委托上海颇有名望的大纶呢绒店代为推销，给章华厂以很大威胁，迫使章华股东不得不托人与仁立谈判。仁立初战告捷亦适可而止，不愿两败俱伤。经过磋商，双方达成协议，成立联合营业所，统一售价，共同占领市场。
仁立自产毛纱用不了，将多余部分交给一些小地毯厂和作坊代为加工，并允许其产品用仁立的牌号。但仁立绝不为扩大生产而拿自己的招牌去冒风险，在内部设立专门机构，管理外加工业务，从原料供应、图案设计到技术指导、质量检验，逐一把关，既扩大了仁立的产量、影响，又保护了仁立在社会上的声誉。仁立的这种联合，最多时管理约三四十家小厂和作坊，生产工人达二三千人，其产品占了仁立全部外销产品的60％。
其二，善于理财，选贤任能。朱继圣是经济学硕士，理财是本行。他在仁立建立了一套全新的会计制度，加强经济核算，合理使用资金。为保证扩大再生产资金优于其他企业，仁立在当时政府规定的股份公司将盈利的10％提为公积金之外，又设置了“特别公积金”“红利平衡准备金”“改善设备基金”等科目，不断充实公司财力。在公司需要增加资本时，从上述公积金中拨出即可抵充。由于理财有方，仁立公司的股息红利始终稳定在12％的水平上。扩资时给老股东以优先认购新股的权利，有效吸引了入股资金，使仁立在集聚资金方面较之其他企业更迅速和有效。
仁立用人唯才是举，对于确有真才实学者，肯花大代价、付高报酬，但坚持用人宁缺毋滥，一个人能胜任的工作决不用两个人，宁肯给一个能干的人付双倍的报酬，也不以几个平庸之辈充数。朱继圣的侄子投奔他来，他却不允许其进仁立任职，而为之另谋职业。此外，仁立十分重视提高职工的文化技术素质，规定公司资助文化技术水平低的职工去参加业余学习。公司陆续聘请了一大批技术、管理人才，形成行政技术领导核心，才使朱继圣在指挥仁立这样一个大企业时能够应付自如，得心应手。
其三，领导层交游广泛，善用各种社会关系。仁立是赴美留学生组成的“成志会”会员投资成立的，朱继圣也是其中之一。在仁立公司的发展过程中，“成志会”会员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各种社会关系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几乎成了仁立的靠山。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周诒春、孙锡三和朱继圣的关系。
如前所述，周诒春与朱继圣的关系非同一般。在仁立号创办之前。周曾担任北京中孚银行经理，而中孚银行总经理孙多钰也是“成志会”会员。朱升任仁立经理后，周出任南京政府实业部次长，遂辞去仁立董事长职务，接替他的便是孙多钰的侄子孙锡三。而孙锡三与朱继圣又同是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毕业生，有校友之谊。可见，周、孙、朱三家关系渊源甚深，这是他们得以多年携手合作的基础。以此为起点，他们广泛开展社交活动，并不断扩大，为仁立的发展寻找一切可能的机会和有利条件。
1932年，仁立生产的制服呢打入江南市场，除大规模的广告宣传外，“成志会”会员起了很大作用。朱继圣以个人名义给他所结识的“成志会”会员写信，拜托他们在各自的机关、企业中提倡购用、代为推销。后来仁立与上海章华竞争，双方谈判达成联营协议，是周诒春、孙锡三居中调停才告解决。因为章华主持人刘鸿生与周诒春是上海圣约翰大学的同学。1934年，仁立解雇工人引起工潮，偏偏此时银行又催索欠款，仁立陷于内外交困的窘境。朱继圣向在北京的孙锡三告急，孙当即通知天津中孚银行全部代垫还清，解除了仁立的燃眉之急。
仁立多次增加资本，扩大生产经营规模，“成志会”会员大力鼎助，并且拉来了诸如孔祥熙、范旭东、施博群、李道南、陈范有等政界、工商金融界的知名人士做股东或董事。这固然与仁立的声誉好有关，但周、孙、朱广泛的社会联系和人事渊源也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因素。例如，朱继圣曾担任过国际扶轮社地区社长、基督教青年会天津联青社社长和天津英租界工部局华人董事等职务，并积极参加了欧美同学会、天津工业协会、三五俱乐部和国际性组织“规矩会”的活动。这些社交活动，使朱继圣与天津社会名流、工商界人士以至海外各界保持了经常联系，有助于他了解市场动态和行情，发展业务联系，甚至在诸如旅行方而也提供了便利。总之，仁立领导层的广泛社交活动，为公司的发展壮大提供了许多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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