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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艺术家韩天衡：一箩筐表扬，有什么意思（图）

//m.auribault.com 2014-07-25 来源：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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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19岁参军，在温州东海舰队，有幸拜在时任温州博物馆馆长、金石大家方介堪先生门下。只要从部队上请到假，我就搭来回3个多小时的长途汽车，赶到温州市里去找方馆长。那时候没有手机，他又经常跑来跑去开会，常常我赶到博物馆，扑了个空，又赶去另一个地方找他。好不容易找到他了，他碰巧还在开会，只能偷空跑出来几分钟，看看我的印，简单说几句，这个印路子对的，那根线条不好。

　　部队对军容军纪的要求是很严的，夏天也必须戴帽子、扣紧风纪扣。大热天，我一天奔波往返，回到驻地时，一摘下帽子，帽子直往下滴水；一脱下衣服，衣服后背上都是白花花的盐。

　　在东海舰队温州海军的4年里，我没有看过一部电影一场戏，还总是主动替战友们值班，因为值班的两小时里，我可以静心游艺于方寸之间。这在今天的小青年眼里，简直是不可思议的。

　　解放周末：正应了那句话，不疯魔，不成活。

　　韩天衡：呵呵，有点吧。那时候，我临摹刻印，每天至少几方，有时要几十方，刻得手痛颈疼，也都顾不上了。印刻好了，得磨平了才能再刻。那时磨石章的砂纸很难买，我就把营房里的水泥地面当砂纸。磨啊磨，等我调离温州时，那大片水泥地已经被磨得像镜面一样了（笑）。

　　要想成为真正的篆刻家，不翻阅几千本古代印学书，不临摹几千方秦汉印，那是奢谈。

　　解放周末：听得进批评是源于对艺术的热爱，听进去之后，又如何消化批评，将批评内化为改变呢？

　　韩天衡：说到点子上了。生活中有些人对待批评的态度是“虚心接受，屡教不改”，那种空有姿态的“接受”批评，是毫无意义的。

　　23岁那年，我去求教方去疾先生。他批评说，“你可以变啦。”一个“变”字惊若闪电，怎么变？我就不断地琢磨、不断地实践，努力去追求那种“奇中见平，动中见静”的境界，“变”中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人到中年，唐云先生又评价我的书法“太实”。我体会他的意思是说，我在力的表达上应该柔和些，意境上再空灵些。

　　习艺如登山，走别人铺就的路，做观光客，当然舒服，自己开路就不那么容易了。大师们的批评就像金针扎在穴位上，稳准狠，直击我的软肋，让我至今十分感念。

　　解放周末：在您成长的道路上，我们看到了许多大师的身影。

　　韩天衡：是的，我常说，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事，就是在求艺途中，亲耳聆听过许多大师的点化与教诲，并能为陆俨少、李可染、刘海粟、吴作人、谢稚柳、程十发、黄胄等著名书画大师治印。

　　我曾将批评指教过我的这些大师们归纳为慈母与严父两大类型。慈母洞察你的不足，但她担心直接指出短处会伤害你，便用委婉的方式让你自己去体会，方介堪、李可染、王个?、沙孟海、陆俨少、程十发诸公便具有这般慈母情怀；严父型的前辈，则对学生的不足，一顿臭骂，恨不能举着棍子打，戈湘岚、谢稚柳、刘海粟、陆维钊诸公的良苦用心，在他们陆续离世之后，让我愈发怀念。

　　现在我自己对学生也要求他们首先要学会将批评当滋补品，清醒地消化批评，淘沙取金，必会受用无穷。即使对方批评得没道理，与其花时间辩解、反驳，不如自己埋首耕耘，他日以成果、用实力来说话。

　　解放周末：听得进批评，消化得了批评，您更勇于自揭短处，自我批评。您撰述的《篆刻病印评改200例》，是您创作过程中的失败教训的集中展示。

　　韩天衡：将自己在创作过程中的差池一一罗列、解析，在一些人看来如同自曝家丑，自掉身价；但我觉得将这个过程诚实地讲出来，可以对初学者有所启迪。把自己的教训化作他人的经验，是一件有意义的事，并不丢脸。

　　对艺术没有纯粹的发心、满脑子想着名和利的人，是成不了大气候的

　　频繁露脸、扎堆派对、参加各类互相吹捧的所谓研讨会……当下的艺术圈，不乏有艺术家摇身变为社会活动家，沽名钓誉，乐此不疲。

　　以韩天衡的学术地位和艺术成就，每日接到的来自天南地北、圈内圈外的各类邀请，数不胜数。

　　面对喧嚣，韩天衡一贯冷静：只参加一些纯学术性的活动。

　　一次，他和相伴走过半个世纪的夫人开玩笑：“我这人很好管理的，不抽烟、不喝酒、不唱歌、不跳舞、不搓麻将、不打扑克，连游乐场也没进过，一支画笔一把刻刀一堆石头一张书桌，就满足了。”

　　确实，4岁学字，6岁刻章，少年写文，而立学画，韩天衡的一辈子，始终心无旁骛追求艺术。

　　这或许是因为他真正领悟了自己活着的价值——搞艺术的人，要有一种呕心沥血的殉道精神，留一些真正经得起推敲的东西。

　　解放周末：您曾说过，名利是艺术之外无足轻重的附庸。这话固然漂亮，但也难免有人心有所疑，会不会因为您如今已经坐拥名利，才会出此论调。

　　韩天衡：你们这个问题，直接大胆。那我举生活中的几段实例，你们自己来找答案。

　　1957年，我在上棉六厂干四级工，工资60元。这是什么概念呢？当时吴昌硕的一副对联卖4元钱。虽然工资高，但我在厂里每天连轴转工作14小时，没有时间、精力刻印，于是，我就去参军。因为，尽管部队里每月只有6元钱的津贴，但我有机会学习艺术。

　　在部队里，首长见我黑板报出得挺括，人也肯干，有意提拔我。找我谈话时，我考虑到行政管理工作会占去很多时间，就婉拒了。

　　1984年，组织安排我出任上海画院副院长。无法推却，但我想了个主意，和相关领导同志“约法两章”：一是管业务，不管行政；二是保证我每天有一半时间搞创作。同意了，我才肯赴任。

　　到退休年龄了，画院过去对画家没有退休一说，我主动提出，从我开始，到60岁的画家一律办理退休手续。我终于可以有大量时间搞创作了，怎么也不肯去别的单位挂职。

　　这么一说，名利在我心里的分量，可以掂得出了。

　　解放周末：您的幸福似乎不在名利里寻得。

　　韩天衡：是啊，我成家后，一家五人挤在杨浦区一间10平方米的小屋子里，一住就是十几年：里屋的床给我母亲和女儿睡，我们夫妻俩打地铺；儿子出生后，女儿也被“赶”到地铺上了。晚上要是有客人来，我们一家人就得“卷铺盖”迎客。但就是在那样的条件下，我感觉很幸福：等孩子、老母都睡着了，我可以独占小方桌刻印，夫人在一旁陪着我，不知不觉中，晨曦已至。

　　那时，哪有什么名利？哪里会去想自己是不是可以成为名家？哪里想过一方印可以卖多少钱？

　　对艺术没有纯粹的发心、满脑子想着名和利的人，是成不了大气候的，也成不了艺术家。

　　解放周末：去年10月，您无偿捐献书画印等1136件藏品，建立韩天衡美术馆。这些价值数亿元的珍品凝聚着您大半辈子的心血。

　　韩天衡：是啊，其中有文徵明、祝枝山、黄道周、张瑞图、倪元璐等历代名家的250件书画珍品，还有一件明代董其昌抄录在宣德内府乌丝栏上的《兰亭序》，此外，一方纯金的三国曹魏的“关中侯印”、一枝元代剔红漆杆毛笔，都是罕见的珍品，当年入藏时都颇费周折。但如今捐献给国家，放在博物馆里，大家都可看可赏，我觉得更开心。

　　一个人活了大半辈子，如果还在为名利而活，那他是没活明白。

　　解放周末：除了建美术馆，听说您还捐赠政府给您的2000万元奖金，成立韩天衡文化艺术基金会，这个基金会主要是做什么的？

　　韩天衡：基金会主要致力于文化公益活动。目前免费为嘉定区培训300位中小学书法教师，这是基金会的第一个项目；接下来我们还会与上海博物馆、上海市书法家协会共同举办“纪念海派篆刻百年学术研讨展示”等活动。

　　从这个暑期开始，我们将为孩子们提供书画、篆刻、古琴等一系列传统文化艺术的培训，让孩子们从正确的途径入门，感受传统文化艺术的魅力，免受一些不良培训的影响。对于我们这一代艺术工作者来说，艺术的传承是当下最重要的文化使命。

记者手记

　　与韩天衡先生畅谈3小时，意犹未尽。

　　“游艺至今，您最为看重自己身上哪种品质？”忍不住追问。

　　“对自己的坚信。成功，也许就在明天。”

　　如果付出了努力，还是看不到成功，如何是好？

　　先生伸出食指，一笑，满脸生动。“继续相信好日子还在后头！”

　　人啊，有些是春花，开得很早；有些是冬花，经历隆冬，才会惊艳。

　　张大千是早开的花儿，他的天分，20多岁便已尽绽；齐白石的精彩在70岁之后，黄宾虹更是美术界典型的冬花，85岁才开始他的艺术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