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岁的周圣富（中），外出打工10年后，返乡创业，成立了两个公司，另有6家公司为其代工，建成了3个网络分销平台，有2000多个网络分销商，每年能卖出他的公司生产的七八十万件格子衬衣。

　　周圣富是重庆市开县人。开县被誉为“华夏打工第一县”，每年都有数十万人外出打工。2000年，开县提出“输出劳动力，引回生产力”，每年都有超过1万名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创业。目前，开县返乡创业人员创办的经济实体已近3万户，投资总额超过275亿元，对县域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50%。昔日的“打工第一县”正逐步变身为“返乡创业第一县”。本报记者 田文生/摄

　　大多数北京人并不知道，京城800多家“成都小吃”，90%都是重庆市开县人开的。这些开县人中，相当比例是——或曾经是——农民工。

　　今年46岁的谢世洪，曾是这个行业的风云人物。而今，这名前农民工早已鸟枪换炮，试图在高科技领域分得一杯羹。他和合作者创办的重庆开县特飞航空动力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航空特殊动力材料，得到国家发改委“高精度工业CT无损检测系统高技术产业化示范工程”项目支持，获得了轻型航空发动机、高分子复合材料加工工艺和应用等50多项发明、130余项外观设计、220多项新型实用专利。他们开发的双转子回转式容积泵，目前正在申请国际专利。

　　很难想象，农民工也能“玩得这么嗨”。

　　农民工是近二三十年一个重要的时代符号。他们背井离乡去干最苦最累的活，收入却一直维持在城镇职工大约一半的较低水平。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去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超过2.7亿人。在这个庞大的人群中，数以十万计的重庆农民工投身于返乡创业的洪流之中，试图创造自己的时代，他们正昂扬地向上游动。

　　回眸“十二五”，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时代动向。

　　北京“成都小吃”店主玩转新科技

　　1986年，初中毕业的谢世洪成为开县赵家镇长安村第一批“打工仔”之一。

　　他一边为师傅放牛一边学中医，然后去建筑工地拉板车，再返乡结婚——刚步入社会的谢世洪，重复着与其他打工仔大同小异的故事。

　　看见别人当厨师能“半年前穿补丁衣服出去、半年后打领带回来”，新婚的他也去镇上学厨师，然后辗转漂泊10多个省。

　　在成都锦江宾馆，经过一些类似于电影中“偷师学艺”桥段后，他成了大师的徒弟，成了厨师长，终于可以“打领带回来”了。

　　一天，他出差到西安，走进一家小吃店吃午饭。别人吃几元钱的小吃，而自己吃几十元的炒菜，还喝着酒，不免有点优越感。

　　小吃店老板却不高兴地埋怨：“你坐在这里慢悠悠地吃炒菜，起码让这张桌子少进账好几百元。”

　　谢世洪有些生气，认为炒菜比小吃贵得多。但是老板却说：“这张桌子本来可以坐5个人，吃小吃都吃了几轮了。”

　　他惊讶地了解到，这家小投入的路边小店，其实比很多大酒楼的利润高得多。

　　受到震撼的他，成为最早去北京开小吃店的开县人之一。

　　很多加入创业队伍的农民工，都和谢世洪一样，在外出打工时开阔了眼界，也初步积累了一些技能和知识。

　　2002年，开县人陈代利在北京第一个以“成都小吃”开店并赚了钱，这让在北京的开县人备受鼓舞。

　　那时候，重庆和四川在很多人的眼里都“傻傻分不清”，做生意的人也懒得厘清。于是，重庆开县人开的“成都小吃”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谢世洪也向亲戚朋友借了20万元，在北京西站附近开了家近百平方米的“成都小吃”。生意红火，每天的流水有6000多元，可是，“非典”不期而来，一下子没了食客，只得关门。

　　30天后，转机出现，政府鼓励大家多外出，谢世洪把重庆的大排档移植到京城，新鲜的吃法让“成都小吃”再次爆满，营业到凌晨3点，“有时实在撑不住了，还得赶人走”，每天的流水达1万多元。每当他去银行，大家都知道“谢老板又存钱来了”。

　　这一时期开“成都小吃”的开县人80%都赚了钱，买房买车的都有。谢世洪却决定把钱用来开分店。他一边在北大进修MBA，一边管理着7家店——最大的店有700多平方米。

　　2007年8月，在京的800多个开县小吃店老板加入新成立的开县商会。邓文忠任会长，谢世洪等任副会长。

　　一次偶然的机会，谢世洪在一次接待中结识了程中云，两人在“做飞机项目”上一拍即合。他们的公司开发出世界首款超轻型、可折叠的水上动力冲浪板——TFDL-90型特飞虎鲨。与目前市面上动辄七八十公斤的“大块头”相比，这款可以拎着走的动力冲浪板是全球最轻、动力强劲、可折叠、便于携带的颠覆性产品，已获得数十项专利和CE等多项专业认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