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后，法院二审改判王桂英：有期徒刑一年，缓期二年。

　　王桂英后来怎么样了，葛杰并不知道。葛杰也不知道那本177页的卷宗，父亲究竟看了多少遍。只是每次路过父亲的房间，葛杰都能看见他戴着一副老花眼镜，低着头，凑在灯光下，看着总也看不完的案卷，写着总也写不完的辩护词。

　　那时，葛明昌的心脏已经出现绞痛的症状，家人给他办理了住院手续。“工作太忙了，等我忙完了就去。”葛明昌说。

　　结果，他一天也没去成。1984年最后一天的那个夜晚，吃过晚饭后，葛明昌带着对新年的期盼睡去。夜里，突发心脏病。

　　等葛杰赶过去时，父亲的手里还紧紧地攥着几颗速效救心丸。剩下的药丸，从打开的瓶口滑出，撒了一地。

　　“大家都说我爸是累死的。”回忆起父亲去世的场景，葛杰嘴角抽动，眼眶里盈满泪水。

　　追悼会那天，来送别的车从葛明昌家一直排到四五公里外。一对30多岁的夫妇和一个50多岁的妇女趴在墙头大声地哭着：“葛律师，你走了，还有谁为我们说话……”

　　那一刻，葛杰突然想起父亲曾经说过的那句话——“律师是很高尚的职业”。

　　在“天上”

　　还是到“海里”？

　　在葛明昌去世前一年的7月15日，深圳蛇口海景广场大门左侧的一间竹棚里，深圳蛇口律师事务所正式挂牌成立。

　　这是我国第一家命名为“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执业机构。当时，律所的财产还是国有资产，律师属于国家干部。

　　这一年，30岁的郝惠珍走出军营，打听“在哪儿能做律师”。后来，郝惠珍离开公安局的岗位，来到北京朝阳区朝外二条南下坡北二楼的一栋五层民房的单位报到。那里，就是“管律师工作”的北京市司法局。

　　1984年10月，郝惠珍调入司法局律师管理处，负责办理律师的“案中案”。虽然还不是律师，但离当初那个律师梦更近了。

　　两年之后，律师资格统考制度建立。一年后，葛磊的父亲葛志伟参加律考，没有通过。做不成律师，又放不下法律，他进入了建平县司法局工作。

　　1986年7月5日，第一次全国律师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宣布成立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律师的自律组织体系逐渐形成。

　　在律师执业机构已遍布全国各地，专职律师、兼职和特邀律师已具有一定规模的时候，带有计划经济特征的国办所，暴露出了诸多弊端。

　　郝惠珍记得，当时国内外企业屡屡对律师提出：你拿的是国家给你发的工资，打官司的时候，你代表的是哪一方的利益？你能维护我们的权益吗？

　　在律师群体内部，由于利益分配机制的不合理，矛盾也在积累。“按照当时的分配制度，大家拿一样的钱，做一个案子给你补助。可有些人能干，有些人不能干，能干的律师就有想法了。”

　　郝惠珍意识到，律师制度到了该改革的时候了。

　　变化发生在1988年。当年，司法部开展从国办所到合作制律师事务所的试点工作。新体制下的律师事务所不占国家编制，不要国家经费，实行自收自支、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律师必须辞去公职身份，工资与业务数量、质量、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挂钩。

　　有人立即反应过来：这是要打破铁饭碗啊！

　　变化当前，犹豫和不舍总是难免。以前是和法官、警察一样的国家工作人员，工作稳定，待遇又好，那是在“天上”；现在，是要让他们“下海”。

　　站在“海边”，看着隐约而至的“浪潮”，律师们的心中充满不确定性：“下海”了能不能游泳？会不会淹死？

　　但总有先行先试者。有人往“海里”探出了第一只脚：1988年，北京第一家合作制律师事务所——北京市经纬律师事务所试点创办。

　　“心里也有过顾虑。”付世德是经纬律师事务所创办者之一，他清楚地记得， “领导给我们托了个底——给一年的停薪留职。干得好，就彻底脱离国家编制；干得不好，还能回机关继续工作。”

　　没想到，“海里”不比“天上”差，甚至还更好。

　　不久之后，北京市司法局在审查中发现，经纬所没有违纪现象，半年的收入就达到了25万元，近乎当时国办所20个律师一年的收入。

　　“分配制度改变了，律师就有动力了。”付世德说。

　　合作制律所开始在全国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吹响了进一步改革开放的号角。敏锐者站在时代的浪尖，开始了一场“彻底打破铁饭碗”的探险。

　　1993年12月，广东省司法厅批准深圳成立首批13家合伙制律师事务所，律师制度实现了由合作制到合伙制的转变。当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在《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将律师事务所界定为“市场中介组织”。

　　“合作制是集体所有制，合伙制的财产则归合伙人个人所有。合作制没有解决所有权的问题，许多律师放不开手脚，很难出彩。从合作制到合伙制，就是要让财产跟个人挂钩，合伙人互相负连带责任。”付世德说。

　　也正是在这一年，郝惠珍成了一名律师。

　　当时，北京市司法局组建天宁律师事务所。司法局领导找到郝惠珍，想让她去负责这家律所的工作，给出的政策是：两年时间，带工资带职务。觉得合适，脱钩；不合适，回来。

　　一周以后，郝惠珍回复：“我去。”

　　这天晚上，郝惠珍重温了多年前看过的那部电影——《流浪者》。一句话在她心里反复回响：“我要做律师了。”

　　离开律管处那一天，郝惠珍扬起头对同事说：“等着啊，5年后，我将成为一个好律师！”

　　现在，北京市律师协会陈列室里，郝惠珍1987年取得的那本律师证陈列其中。律师证编号：0187210006。

　　“民间律师”告了国有单位

　　做了律师后，郝惠珍越发觉得，“海里”的世界，是如此广阔。

　　1996年，郝惠珍代理了一起案件。北京市朝阳区光熙门北里宿舍发生居民煤气中毒事件，郝惠珍是受害者的代理律师。调查中，郝惠珍了解到，煤气公司下属的安装队在给居民家中安装7公升热水器时，收了65元费用，用于安装热水器的风道系统。但安装队收了钱，风道系统却没有装上。

　　郝惠珍代理原告，把煤气公司给告了。

　　煤气公司的人说：“每天煤气中毒的人那么多，你怎么证明是我们的原因？打官司我们从来没输过。”

　　一审，没告赢。郝惠珍坚持上诉。二审，法院采纳了郝惠珍的意见，最后调解结案——煤气公司赔了5万元。

　　“民间律师”告了国有单位，煤气公司第一次输了。

　　这一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颁布。该法第2条规定，律师是依法取得律师执业证书，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当年，全国律师事务所共有8265家，律师人数突破10万人。

　　也正是在这一年，郝惠珍上电视了。

　　那是中央电视台一档叫《是非公断》的法制节目，第一次请律师作为主持人，讲解老百姓关注的家长里短的法律知识。

　　第一天录节目，郝惠珍穿了一件粉色的套裙，信心满满。14分钟的节目，郝惠珍先用5分钟把事件编排成舞台剧的形式，然后让现场观众参与讨论，最后，郝惠珍进行分析解答。

　　几场节目下来，雪片般的信件从全国各地飞来。前一封信还没回复，后几封信已经寄到了。摞起来，这些信足足装了几大麻袋。

　　后来，电视台专门做了一期节目，就叫“郝律师答观众问”。

　　郝惠珍成了明星律师，出租车上、副食店里，都能被人认出来，“你就是电视上那个讲法律的律师啊！”

　　到了2000年，所有自收自支的国办所开始实行与市场接轨的脱钩改制，成立合伙所，走向市场。曾占据重要地位的国办律师事务所，退出了历史舞台。

　　2001年，郝惠珍创办了合伙制的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一年后，中国政法大学毕业生葛磊以256分通过首届司法考试。

　　这一年，原来的律师资格统一考试改为了司法考试，将出任法官、检察官和律师的资格一起纳入司法考试制度。全国共有36万多人报名，最终有24100多人合格，及格率不足7%。而在1986年的首届律师考试中，仅有1.5万余人参加，过线的人有1万多人。

　　2004年8月，葛磊在北京一家律所入职，成为一名实习律师。当年国庆假期，葛磊从北京回建平老家告诉奶奶：“我也是律师了！”

　　第二天午饭前，奶奶从地下储藏室的一个老柜子里，取出来一个东西，颤颤巍巍地交到了葛磊手里。

　　“这是你爷爷的遗物。”奶奶一字一顿地说，“现在，你也当律师了，我把它交给你保管。”

　　这是一个非常新的黑色公文包，拿出来时依然干干净净。上面印着一行金色的字：“1981年辽宁省首届律师代表大会。”

　　“我们需要知道自己要到哪儿去”

　　2007年，律师法迎来第二次修订，与原律师法相比共有180多处修订，是迄今为止幅度最大的一次。

　　这一次修订的律师法增加了“接受委托或指定”的基本概念，“当事人”的全新概念出现。律师的定位改为: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

　　一年后，29岁的葛磊进入郝惠珍创办的盈科律师事务所，并代理了自己的第一起劳动争议案件。

　　2008年4月，北京一家服装厂的3名女工找到葛磊，讲述遭遇时，又气愤又委屈。

　　其中一名女工在厂里干了7年，另外两人干了两年，都没签劳动合同。由于服装行业不景气，老板有一天突然对她们说：“明天不用来了。”随后表示要给3个人结清当月工资。

　　当时，新劳动合同法刚施行不到4个月。葛磊一边划出这部法的新增规定，一边指给3名女工看：“没签劳动合同，企业得赔双倍工资；没缴保险，你们可以去劳动监察部门投诉举报，要求补缴；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还可以要求经济赔偿金。”

　　交谈中，葛磊了解到3名女工没有证明劳动关系的证据，便让她们注意搜集工资条、有盖章的文件以及任何跟劳动关系相关的资料，并进行拍照和保存。

　　最后，带着一份当时的加班签字表，3名女工赢了仲裁，赢了一审。二审调解，3个人拿到了企业7万多元的赔偿。

　　这场官司给葛磊带来极大的触动——3名女工的遭遇是不是个案？企业是不是对劳动法不够重视？劳动者的法律意识是不是还比较淡薄？

　　2009年，葛磊成为北京市总工会招的第一批北京市劳动争议调解员。此后的几年里，葛磊以公益律师的身份化解了北京多起群体性劳动争议纠纷。

　　为劳动者维权，警示企业合法用工，葛磊发自内心地觉得：“这样的律师，当得有价值。”

　　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底，像葛磊这样的执业律师，在全国共有36.5万多人。他们在各个领域推动着国家的法治进步：

　　依托“一带一路”国际商事调解中心，探索创新“一带一路”国际商事调解途径；

　　为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新一代大型喷气式客机C919综合监视系统合资企业筹建提供全程法律服务；

　　力推中国轮胎业首次在美国对华“双反”案件中获得完胜；

　　代理全国首例大气污染公益诉讼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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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此同时，针对会见难、阅卷难、取证难等“老大难”问题，相关法律法规也在不断完善。

　　2015年9月，“两高三部”首次联合印发《关于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明确应当尊重律师，在各自职责范围内依法保障律师各项执业权利，不得侵害律师合法权利。

　　恢复重建后，几经变革，律师制度已走过了39年的风风雨雨。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律师群体既是见证者、参与者，也是建设者。

　　今年端午节前，葛磊和往年一样，回了趟建平。

　　站在墓碑这头，葛磊对祖父葛明昌说：“一代律师有一代律师的使命。我们需要知道自己从哪儿来，要到哪儿去。”（工人日报——中工网记者卢越）

　　本版照片除署名外均为中华全国律师协会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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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工网——《工人日报》

编辑：姚怡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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