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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物”与当下诗歌的境遇
罗振亚
//m.auribault.com2015-04-13来源: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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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世纪文坛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走出边缘化低谷的诗歌境遇逐渐好转。且不说呈几何倍数增长的创作者,在网刊和纸媒上多点开花,每年至少推出相当于《全唐诗》总数的大量文本;诸多朗诵会、诗歌节、诗歌奖和学术研讨,此伏彼起,魏紫姚黄,色调缤纷;以碎片化的准诗、泛诗形态悄然渗入手机短信、微信和广告、卡片文化的诗歌,也不时让日常生活“诗意盎然”,种种征候使诗坛呈现一片人声鼎沸、热闹非凡的“复兴”景象。仅仅是诗歌自身内在重构的努力就足以令人兴奋,空前活跃的民刊、网络平台催生的书写与传播方式变革,带来了自由和创造的品质,从运动情结中淡出、冷静下来的诗人们,大多数自觉回归诗歌本体,致力于各种艺术可能性的挖掘和打造,提升着诗歌的品位;尤其是“及物”策略的明智选择,将诗歌和现实之间的关系调整到了相对理想的状态,甚至可以说,它是促成新世纪新诗境遇转换的最重要的动力之源。

  说起“及物”,它的来路还颇为坎坷。1980年代中期之后,出于对意识形态写作、宏大叙事的反感和规避,许多先锋诗人将诗与现实的关系理解为过度贴近现实、时代写作,或许会在短期内引起轰动效应,但时过境迁后很容易沦为明日黄花,而与置身其中的生存语境拉开一定距离,偏于人类永恒情感和精神质素书写的文本,虽无速荣的幸运,却也少速朽的悲哀;所以在创作中迷恋纯诗,常常有意汰除社会层面的“非”诗因素,高蹈于优雅、和谐的幻想和神性世界,充满语言狂欢与圣词的气息,和现实若即若离。这种追求强化了诗意的纯粹及技巧的稔熟,但过于玄奥超然的所指却把一般的读者挡在门外,悬置了诗与现实深度对话的可能。基于“不及物”诗歌的诸多弊端,1990年代的“个人化写作”则格外关注“此在”,表现日常生活的处境和经验,只是有些诗人时而把“个人化写作”当做回避社会良心的托词,诗魂变轻。新世纪诗歌整体上延续了“及物”路线,但是经历过SARS、海啸、地震、雪灾、奥运、共和国60华诞等一系列大悲大喜事件洗礼过的诗人们,知道诗歌非匕首或投枪,没有直接行动的必要,并不意味着要取消其行动的力量,而应以艺术化的方式进行,诗如果不去关涉人间烟火、芸芸众生,前途无从谈起,并在创作中表现出新的超越性品质。

  一是诗人们不完全拒斥超验、永恒的情思元素,可是已注意讲究“及物”对象选取的稳妥、恰切,在典型、多维的日常处境和经验的有效敞开中,更接地气地建构诗歌的形象美学,与当代生活的联系更为广泛。随便翻开一首诗,就会发现从生活土壤中直接开出的精神花朵,“四个人席地而睡/像随意扔在地上的几根脚手架……一只麻雀跳下/啄乌云投下的影子/无意间啄到一个人的头颅/他醒了,睁开眼睛开始张望/朦胧得像初生的婴儿”(陈仓《工地小憩》)。普通镜头的摄取已介入社会一角,显示了诗人对人类遭遇的关怀,脚手架与人、麻雀的生动与酣睡的死寂交错,施以诗歌特殊的张力,底层的苦楚、劳累与艰辛不言而喻。不仅是琐碎细微的日常生活,严肃重大的社会问题也走进了抒情空间,面对故乡河南许多农民因卖血染上艾滋病的惨象,翟永明写下《老家》:“老家的皮肤全部渗出/血点 血丝 和血一样的惊恐/吓坏了自己和别人/全世界的人像晕血一样/晕那些针孔”,诗是对事件的直接反应,更是对人性和社会良心的拷问,冷静的审视与客观的叙述里,蛰伏着诗人的愤怒之火和悲悯的大爱,这种“问题诗”已有批评生活的直接行动力。并且因为诗人直觉力的超拔和感受的深入,很多作品穿越了对象的芜杂和表层,由灵性感悟的小聪明进入了事物的本质根部,闪烁着智性之光。如罗凯的《你主宰所有的空气》好似在扫描窗外的物象和记忆、幻觉交错的心象,“四面的玻璃为你隔绝迷局/重新结构你身影的一部分走出四端/你被虚幻的光亮勾勒轮廓/总有疑惑从暗处推演透明”,实则洞悉了人、人性与世界的局部本质,世上很多事物都乃矛盾而辩证的存在,隔乃非隔,界而未界,人被洗澡间“隔绝”却“主宰了所有的空气”,身体最受限制之时也许是灵魂最无遮拦之境。

  二是没将现实因子直接搬入诗中,进行黏滞泥实的恢复与呈现,而是依靠能动的主体精神和象征思维等艺术手段的支撑,在呈象过程中充满灵性,获得一定的精神提升,甚至有时还能提供出某种新的精神向度。如李琦的《下雪的时候》:“在人间逗留/见过太多的斑斓和芜杂/这单纯之白,这静虚之境/让人百感交集/让人内疚”。凝视着纷纷飘落的自然之雪,诗人是在雕塑、追慕着一种气质和精神,她痴迷的雪在心与外物的契合中已构成一种美的隐喻,那洁净、清白、单纯、静虚之物,在貌似下沉实为上升的灵魂舞蹈中,对人生有着奇妙的清凉暗示和启迪。侯马从庸常事物中发现诗意珠贝的《他手记》,没被凡俗生活的海洋淹没,而在恢复语词和事物的亲和性的同时,让诗性之光将对象烛照得遍体澄澈,提纯了思想,如276则《老警察》:“他的妻子一生喋喋不休/他最终只好选择沉默/那绝望的女人/无计可施/逢人便讲/这老头小脑萎缩/他默默的忍受这污蔑/嘴角浮着孩童般的笑”。字里行间的鸡零狗碎、家长里短世俗平庸,可诗却凭借围绕在老警察身边的日常片段、细节,寄寓了悲悯情怀,测试出婚姻与人生沉重、无奈的本质这样“庄重”的形而上内涵,指向遥深。雷平阳的云南书写里,也不乏现代性经验的体味,现场感很强的《集体主义的虫叫》貌似状写夜宿树上旅馆时听到森林里各种虫叫的过程和感受,实则彰显了诗人对自然的敬畏和从自然生命中获得的启示,“只有叫/才能明确自己的身份”,人亦如此,只有拥有宽阔或微弱的声音,才能证明自己的存在及其价值。

  三是始终坚守诗之为诗的原则,决不放弃艺术性的前提。诗人们清楚“及物”说穿了只是解决了题材走向问题,文本要赢得读者的认同还需借助艺术技巧的支撑,以完成日常经验向诗性经验的转换,所以在创作手段上犹如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人摈弃直抒胸臆方式,启用带有象征色彩的意象进行物态化抒情,马莉表现对早逝朋友怀念伤痛的《我的朋友出发了》以路障、雪、雨、闪电、天空、血、蓝色的眼睛等驳杂意象暗示,揭示死亡冷酷却无法逃避的真相,“他们有一天/和我们一样也要出发”,情感、形象和思想的三位一体,统一了诗的抽象力和具象性。有人尝试借鉴小说、戏剧、散文的手段,把叙述作为维系诗和世界关系的基本手段,如李少君的《哀悼日过后,我看见的第一列婚车》,“阳光终于明亮,而且灿烂/可是我还是看不出你的表情/是忧伤还是欣喜。我只看到/长长的婚车队伍肃穆而庄重/在大街上缓缓穿行/终于有了鲜花、鞭炮声和红绸带/笑声,躲闪于清扫与接待的忙乱之间”。诗中有个人结婚的事件,有国家遭遇灾难的背景,有抒情主体的美好祝愿,场面、细节、情境、过程等叙事文学因子的穿插,将地震对日常生活的改变和影响传达得到位而简隽。有人以“离文化远一点”的态度,用素朴本色的语言“直指人心”,消除诗与读者的隔膜,如胡长荣的《在一树桃花面前》,“在一树桃花面前/我常常被一个词深深地打动:怀念/在一树桃花面前/我至今还认为/一树的桃花中/开得最鲜艳/美得会说话会微笑的那一朵/就是我曾经深爱过的/一个叫桃花的/乡下姑娘”。独语式的语流仿佛从诗人的命泉里直接流出,拙朴自然,如风行水上,似白云出岫,把淳朴、真挚的情爱信息表现得苦涩又满爆,读着它即可直接走进诗人的生命内部。

  遗憾的是,新世纪的“及物”诗歌在对象选择、精神提升、艺术品质坚守诸方面都存在着一个限度问题。比如“及物”意识的无限泛化,有时就模糊了选择的界限,使锅碗瓢盆、饮食男女、吃喝拉撒等题材没节制地大量涌入,没深入或清新的意味,也少必要的美感,做到“日常”化同时“审美”一维却被削弱了。又如很多“及物”作品完全倚重具体质感的“此在”,淡化甚或拒绝对有着高远境界的“彼在”世界的追逐,别说提供什么有价值的精神向度,有时连主体都彻底退场,诗无形中降格为情感偏瘫的世俗现象铺排和形而下的情思漫游,“诗歌何为”的终极问题被搁置了。再如有些诗艺术上态度散漫,结构芜杂,叙事枝蔓啰嗦,“及物”诗歌蜕变为无难度写作和配合时势的简单肤浅的“应时”、“应景”,或空洞,或矫情,很难引起读者共鸣。虽然诗歌境遇的真正转换,需要社会、读者、诗歌的“合力”作用,但主要还得依靠文本自身的良性运行,从这个向度上说,也正是由于“及物”及其限度的存在,新世纪诗歌的境遇获得了明显好转,只是距离真正的繁荣还任重道远。看来,在怎样的前提下和范围内“及物”,应以什么方式“及物”,“及物”过程中该避免哪些问题,还需要诗人们慢慢思量。(作者为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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