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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上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社会里,青年女演员的命运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上海电影界的阮玲玉,越剧的筱丹桂都是明证。陈伯华刚刚崭露头角,还没有展翅高飞,她面前就出现了各种陷阱,背后就伸来种种黑手。戏院老板的苛刻剥削,小流氓的敲诈勒索,以至小报记者造谣说她跟市长吴国桢关系暧昧,更有特务头子直入她家企图凌辱。黑暗腐朽的环境迫使陈伯华母亲很快想到,不能再唱戏了,越唱越红也就越危险,母女早已是惊弓之鸟,经不起风浪了,还是赶紧让女儿结婚成家吧。这时,陈伯华作为名演员,与戏迷朋友和文化人士的来往也渐多,母亲反复挑选,看中了一个给人印象不错却比女儿大二十多岁名叫刘菊村的富商,再苦口婆心劝女儿,陈伯华虽已爱上了汉剧,但体谅母亲苦心,自己也担心前途,别无选择,哭了一夜,告别了舞台,同刘菊村结婚。这时她18岁,在生活中拐了一次大弯。
这个刘菊村不是平常人,他出身军界,曾做过冯玉祥的参谋长,后来改行经商致富。在旧时,这类婚姻可能又是常见的军阀流氓或暴发户胁占女艺人的故事。幸好陈伯华母女没有看错人,刘菊村是个正派人,他孤身一人,有文化,思想开明,对陈伯华真心平等相待。陈伯华逐渐安下心来。只是刘菊村在军商界都有较深渊源,社交繁忙,婚后当然要带夫人在多种场面出面应酬。陈伯华在舞台上能饰演各种角色,此时却要她转演一个真正的上层贵妇的角色,这是她缺少思想准备,也没有任何生活经验的,她很不习惯也没有兴趣。
陈伯华离开了汉剧,进入了新环境,处处不适应,心里感到空空荡荡。刘菊村理解她的心情,就带她到各大城市游览,在北平,她又看到京剧,比较愉快。但当时时局紧张,他们结婚不到一年就爆发了抗日战争。刘菊村在武汉失陷前带着陈伯华先去香港住了约三年,又转到上海,上海那时也已沦陷,但出现了畸形繁荣,戏曲较多。他们长住近十年,抗战胜利,再经解放战争,在新中国建立前不久,他们回到了武汉,陈伯华18岁离家,这时31岁了。
动荡漂泊的十几年,陈伯华生活上是富裕安全的,同丈夫感情上是良好的,见闻是广阔的,只是,无论怎样,她忘不了戏,忘不了汉剧,忘不了艺术。刘菊村为了爱护她,总是照顾她多去看戏,看戏多就更想演,香港没有多少戏,就让她听西洋古典音乐,看欧美优秀文艺电影,使她接触了不少过去从不接触的洋文化,开拓了艺术眼界。特别是在上海的几年,成为对她后半生艺术生活起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作用的一段历程。上海畸形繁荣中,各地逃难来的人很多,贫富都有,舞台戏剧等文化生活还较热闹。不久,刘菊村同陈伯华就去拜会了这时也住在上海的梅大师。他们已不是初次见面,但现在相见,梅正在蓄须明志拒绝演出。陈则是改换了身份不能登台,都有着复杂的无奈之情。但两个人对戏的热爱是共同的。陈伯华遇到真佛,当然兴奋,她由此成为梅家的熟客,多方向梅大师学习请教。她原先就会唱京戏,此时得到宗师亲炙,更有提高。有一天梅夫人福芝芳要她唱一段,她就唱了几句《凤还巢》,梅就说你唱的是梅派,陈有些惶恐地说,我是陈派。可见他们相互间的亲切。除了去梅家,陈伯华在上海还更广泛地看各种戏。从多种戏曲尤其是越剧的比较中,她明显感到汉剧有不少落后的东西,她不知道自己以后还能不能演汉剧,却强烈觉得汉剧需要改进。她越来越厌烦那些宴会应酬,刘菊村就又为她买了大量戏曲唱片,又请了外国老师来教她练声,学舞蹈,学钢琴,她的闺房中改了许多穿衣镜,做身段,她沉迷其中感到学习新知识的愉快。尽管没有演出,但她如饥似渴地学习,明白了当初青年成名,主要是靠自己的天分和老师们的教导,其实还很幼稚,艺术的天地宽阔无比,艺无止境,学无止境。她更想演戏,也更想去改革汉剧。她知道在当时上海没有可能,她等待抗战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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