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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不言之教”新解

冀永义 //m.auribault.com 2014-01-13 来源：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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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德经》云：“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离。”

　　《道德经》是我国传统文化经典，其中蕴含着许多治国理政辩证法。“治大国如烹小鲜”这句话，就被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强调过。宣传工作，许多宣传理念和方法，也能从《道德经》中找到思想痕迹。

　　如改革创新。改革创新，决不是盲目地“改”、盲目地“创”，要有所为有所不为，要力求“改”在点子上、“创”在关键处。对宣传工作来说，根本任务即“两个巩固”绝不能改，需要改的是宣传形式、宣传方法和宣传载体。《道德经》开宗明义就讲：“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清代黄元吉注释云：“以言夫道，费而且隐，实无可道；所可道者，皆道之发现耳，非真常之道也”。这就是说，道作为本体，是一以贯之的；而道的表现形式，却是千变万化，随着时机的推移不断更新。反观宣传工作，根本任务就好比是“道”的本体，是一以贯之的；而宣传方法和手段，就好比是“道”的表现，必须按照《周易》所说，“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唯有“动静不失其时”，才能实现“其道光明”。

　　如人民主体论。做好宣传工作，首要一点，就是解决“谁来做宣传”的问题。人民群众是宣传工作的主体，只有认识到这一点，充分发挥群众的主观能动性，吸引其参与其中、体验其中、享受其中，才能实现宣传工作入脑入心的效果。《道德经》有云：“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假如天地、“圣人”没有仁心，就看不到万事万物特别是百姓们生命的意义，将其视作刍草做成的狗。“圣人”必须有仁心，才能充分发挥百姓的生命价值，也就是主观能动性。历史上看，我们党始终认识到广大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放手发动群众，取得了革命、建设、改革各个时期的成功。宣传工作要继承党的优良传统，走好群众路线，将人民群众纳入“大宣传”格局中，让群众充分自我宣传、自我教育、自我提升。

　　如看不见的宣传。“看不见的宣传”，是宣传工作新境界。《道德经》云：“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离。”“行不言之教”，就是在做“看不见的宣传”，使万物潜移默化受到影响，皆遵照一定之规而行事，不至有失偏颇。黄氏注释云：“（圣人）其行教也，则以不言为宗，而自寓过化存神之妙。”这岂不正是宣传工作所要追求的效果吗？美国心理战专家理查德·克罗斯曼说得很清楚，“上乘的宣传看起来要好像从未进行过一样”，最好的宣传应该能“让被宣传的对象沿着你所希望的方向行进，而他们却认为是自己在选择方向”。这正是黄氏所说：“不见（现）而章（彰），不动而变，无为而成，在己不知有治之道，在人观感薰陶，亦不觉其自化而不知其所之。”可见古今中外，一个道理。

　　如理论大众化。理论大众化，首先要破除理论的高深莫测，实现理论同群众打成一片，才不至于一开始就吓倒群众，让群众敬而远之。《道德经》云：“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这恰恰是理论大众化的内在要求：把那些诘屈聱牙、群众不理解的语言，转化成通俗的、群众喜闻乐见的语言；把那些系统的、逻辑性强的原理，解析成一个个明白的、通达晓畅的道理；让理论深入到群众中去，坐卧行走，无处不在。理论如果不能和群众打成一片，就不会有长效。但是，有一点要注意，理论的大众化，并非是理论的庸俗化。清代刘一明《象言破疑》解释“和光同尘”时说：“和光者，和而不同，在尘出尘也。”否则，“谓之从俗可也”、“谓之蔽光可也”。理论一旦沦落到“从俗”和“蔽光”的地步，也就有失庄重、有失指引的意义了。

编辑：尹盼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