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将各国的共同愿望和要求肯定下来”

　　解放周末：除了经济领域，新中国的发展进步还有哪些亮点？

　　周锦尉：新中国的发展进步是全方位的。对此，汉学家费正清很早的时候就有过生动描述：“现在的新中国是一个人人感觉自豪的国家——控制了通货膨胀，废除了外国人的特权，铲除了腐化，公民们都参加各种有益的社会活动，如修理公共设施，开展扫盲运动，防止疾病，跟做粗活的交朋友，以及学习《新民主主义论》和毛泽东思想，等等。”所有这些活动都为有理想、有雄心的人们开辟了新的道路。

　　就我个人的感受而言，新中国在外交战线上取得的一系列重大突破，尤其是万隆会议令人印象尤为深刻。

　　1955年，亚非29个国家和地区领导人在印尼万隆召开会议。这是亚非地区第一次在没有殖民国家参加的情况下，讨论亚非人民切身利益的大型国际会议。

　　中国参加这次会议，一开始就遇到了麻烦。可能大家知道，周恩来一行原来租用飞机，准备从香港飞往万隆。因台湾方面的特务破坏，飞机被安装上了定时炸弹，不幸爆炸坠海，中国及越南的一些参会人员遇难。幸运的是，周恩来一行临时改机，先访问缅甸，再赴印尼。

　　会议开始时，一度出现了反华风潮。有国家代表攻击中国“没有宗教自由”，提出应该“同美国联合反对共产主义”，等等。周恩来从容不迫地回应：共产党人从来不讳言共产主义信仰和认定社会主义制度是好的，但会议上用不着宣传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而应该将各国的共同愿望和要求肯定下来。

　　周恩来坦诚的发言，尤其是“求同存异”的说法，如一股清风，获得了与会者的掌声与共鸣，原来紧张的气氛一扫而光。

　解放周末：在对外关系中，“存异”也许不难，但如何在复杂情况下甚至对立状态中“求同”？

　　周锦尉：还是以万隆会议为例，有某国代表突然举行记者招待会，要求公开讨论台湾问题，主张先由联合国托管，然后建立“独立国家”。

　　对于这一严重挑衅，周恩来一方面坚决予以驳斥，表示“不同意”，并与许多国家代表积极接触，表达中国政府在核心利益上的坚定立场；另一方面又专门找到提出异议的代表进行单独会谈，有情有理的做法最终获得了成功。

　　在《亚非会议最后公报》上，一些关键用词的表述和调整也体现了政治智慧。比如，公报采用联合国宪章中的“和平共处”一词，以及1954年中国与印度、缅甸共同倡导的“五项原则”主要内容。

　　在反对殖民主义的提法上，原稿是“反对一切形式的殖民主义”，容易引发误解。在周恩来和一些代表的努力下，最终改为“反对殖民主义的一切表现”，体现了亚非人民为反帝反殖、争取民族独立、维护世界和平而团结合作、共同斗争的崇高理想和愿望。

　　这一“团结、友谊、合作”的宝贵精神，是亚非国家的共同财富。中华民族历来崇尚“和为贵”，无论发展到哪一步，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的可靠朋友和真诚伙伴。这是中国对外政策的基础。

内涵是创新奋斗奉献，底气是自觉自信自强

　　解放周末：上海所走过的70多年发展历程，也是新中国奋斗创业史的一个缩影。回眸走过的路，“十里洋场”是如何一步步迈向“人民城市”的？

　　周锦尉：上海历来是工商业重镇。改革开放之前，上海曾以全国1/1500的土地、1/100的人口提供了全国1/10的工业产值、1/6的财政收入，一定意义上展现了“共和国长子”的担当与责任。

　　改革开放启动后，上海一步步由“后卫”转向“前锋”。1984年、1986年，上海先后三次举行战略发展论坛，逐步把视野投向浦东。一条河流贯穿一个城市，一边很繁华，一边几乎是农田，这在国际城市中是鲜见的，也证明浦东具有开发开放的巨大空间。

　　要开发，最缺的是资金。上缴国家财政后，上海自己搞发展只有二三十亿元。经济界、学界把目光投向了“土地批租”。当时的上海市委、市政府坚决支持，通过海内外的一番深入调研后，提出建立土地批租制度的报告。1987年7月，国务院相关部门发布相关文件，决定采用土地批租方式。1988年4月12日，宪法修正案确定“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由此，上海迅速行动起来。

　　同时，浦东开发开放需要进一步启动黄浦江过江工程。南浦大桥、杨浦大桥相继建成，极大地鼓舞了建设者的士气。上海还借鉴“他山之石”，请来境外公司对两座桥的市值进行评估，然后把49%的经营权卖给中国香港的上市公司，从而筹来24亿元用来建造第三座、第四座大桥。

　　新时代，我们正在抒写“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历史新篇章。我理解，一个重点是更好发挥浦东新区、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等改革开放试验田作用，打造充满活力的机遇之城，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创业平台、事业舞台。

　　另一个重点是加快推进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和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把做优做强城市核心功能作为主攻方向，强化全球资源配置、科技创新策源、高端产业引领、开放枢纽门户“四大功能”。

解放周末：纵观新中国奋斗创业史，从抗美援朝精神、铁人精神、“红旗渠”精神、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到“两弹一星”精神、女排精神、抗洪精神等，一个个鲜明的“坐标”串起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面对新的挑战，我们该如何进一步提振精气神？

　　周锦尉：中华民族在500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历经无数惊涛骇浪，在艰辛磨难中繁衍至今，得益于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又进一步丰富形成了红色精神谱系，从革命时期的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到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的种种精神，始终贯穿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精气神。在我看来，其内涵是创新、奋斗、奉献，其底气是自觉、自信、自强。

　　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凝心聚力的兴国之魂。在新中国史的学习教育中，要生动讲述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生动讲述广大人民群众坚定拥护、支持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道理。

　　当前，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内一些前沿科技受制于人，深化改革的成效与民众期待仍有差距……越是艰难险阻，越要以更大的定力、勇气、智慧，“雄赳赳，气昂昂”地走好每一步。

　　（周锦尉，上海市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市委党史研究室特约研究员，市委讲师团“四史”专家宣讲团成员，市人大常委会研究室原主任，第四届韬奋新闻奖获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