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力倡“立”字当头

　　“大跃进”过去后，晦师逐渐走向“沉寂”，潜心于中国文艺思想史的研究，带研究生。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在改革开放之初曾数次谈到冯至和杨晦。胡乔木说杨晦是“半生寂寞”，这“半生”乃是后半生。杨晦的前半生可不寂寞，他不仅参加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而且还发表了不少戏剧作品，积极参加了文艺评论，既有参与社会运动的经历，又有参加文艺运动的体验，所以能说出文艺“自转”和社会“公转”之间的辩证关系。杨晦出身于东北的穷苦家庭，从小艰苦奋斗，自食其力。1917年考入北大哲学系，和谭平山、陈公博、朱自清、潘菽等是同班同学。受进步爱国思想驱使，他和当时的学生领袖许德珩是最先爬墙进入赵家楼的几个人之一。北大毕业后，他就走向社会，先后在15所学校教过书，天南海北，居无定所。他本名杨兴栋，号慧修，但在走向社会后，深切感受到那个时代风雨如晦、一片昏暗，于是改名杨晦，以警示自己。1923年，杨晦在当时北京大学教“文学概论”的教授张凤举家里，认识了还在北大读书的冯至和陈炜漠，成为莫逆之交；后来又认识了陈翔鹤。这四个人志同道合，志趣相投。1925年夏秋之交，他们在北海公园湖畔，共度美好时光，一起商定要办一份文学刊物。当时夕阳西下，晚钟敲响，他们受到启示，为刊物命名为《沉钟》，和德国著名戏剧家的名剧《沉钟》寓意相通。这份由北大人创办的文学刊物，从1925年创刊到1934年停刊，断续坚持了8年多。鲁迅当时也在北大任教，冯至每期刊物都送鲁迅，还常到鲁迅家里请求指点。鲁迅对《沉钟》给予了高度评价：“看现在文艺方面用力的，仍只有创造、未名、沉钟三社，别的没有，这三社若沉默，中国全国真成了沙漠。”1935年，鲁迅在上海还说：“沉钟社确是中国的最坚韧、最诚实、挣扎得最久的团体。”杨晦、冯至和鲁迅多有交往，《鲁迅日记》中有所记载。

　　胡乔木说杨晦“半生寂寞”，缘由何在？乃因杨晦“不合时宜”。其实，杨晦在解放之初那几年，并不寂寞，而且也颇合时宜，投身教育革命，钻研马克思列宁主义，只是后来发生变化，退出文坛。杨晦积极参加了周恩来主持的第一次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在马寅初的领导下，杨晦和冯至都参与发起成立新民主主义理论学习会，主持北大的时事学习。北大急需增设的新课，诸如“文艺学”“文教政策法令”等，作为主管文科的副教务长和中文系系主任，杨晦都勇于担当，敢于开创。在1954年请来苏联专家以后，杨晦觉得松了口气，拱手让出了文艺学课程，逐渐转向研究中国自己的文艺思想史，想深入专业领域，开启一条学术新路。

　　杨晦在前半生，颠沛流离数十年，教书首为稻粱谋，不能坐在书斋里安心做学问。后来，新中国成立，吹响了“向科学进军”的号角，杨晦觉得可以安下心来做学问了。他当中文系系主任，实施无为而治，学术自由，政治上由总支书记去管，行政事务由专职行政副主任去管，他的心思就放到科研和教学上。就这样，杨晦逐渐由面向社会的公众知识分子，转为面向学院的专业知识分子。特别是在1956年“双百”方针提出之后，他对专业的钻研更深一步，研究的兴趣日益高涨。在解放之初，杨晦还有积极性去中央文学讲习所为年轻作家讲如何学习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为文艺青年作辅导报告，分析《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讲解《红楼梦》《三国演义》《西游记》等在今天的意义。在“大跃进”声中，杨晦连续奋斗，热情高涨，写出了《论关汉卿》《再论关汉卿》等长篇论文。他还参加了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讨论，写出了关于现实主义问题的论文。也就在1959年，杨晦开出了一门新课“中国文艺思想史”。那年，杨晦整60岁。所以，我说，杨晦后半生的最初10年，也还不寂寞，只是，已经日益“不合时宜”了——他从不提起棍棒批判别人。

　　那个时代的学术风气，是以批判资产阶级为荣。当时流行的是“破”字当头，立在其中，破了，也就是立了。杨晦反其道而行之，力倡“立”字当头，破在其中，这就不合时宜了。杨晦以为，马寅初说的是对的，马老面对批判热潮，他勇敢说出：“徒破而不立，不能成大事”。自己的道理都立不起来，怎么能批得对呢！杨晦说，批判容易，立起来难。立，就要自己花功夫深入研究。再说，学术界也要与人为善，人家花了心力做了研究，就不要轻易否定人家。所以，他尽管不同意文学艺术史是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斗争史之说，但决不采取批判态度，而是通过学术讨论，正面论证现实主义之外，还有浪漫主义，还有其他主义，是相互补充、相互丰富的，并不一定是斗争。

　　四、“不合时宜”的他从此甘于寂寞

　　当“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响亮起来之际，65岁的杨晦竟就成了斗争的目标、批判的对象。

　　这次批判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运动，杨晦遭受了前所未有的精神压力，心力交瘁，寝食难安，心有郁结，难以化解。那一阵，杨晦甚至闪过轻生的念头。我也只能安慰他，风物长宜放眼量。后来杨晦把注意力转移，开始集中精力读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来。为了能读原著，他在67岁之时，还向好友冯至求教，专心学习德文。“不合时宜”的他，从此甘于寂寞。

　　此次燕南园整风，对杨晦来说乃是他一生中所遇的最大悲剧，从此，“不合时宜”的杨晦一蹶不振，虽然还挂着系主任的名号，却再也不去参与行政。

　　晦师一生，在文化教育界最敬重李大钊、蔡元培和鲁迅。他不仅长得像鲁迅，而且深谙鲁迅精神。鲁迅的两句诗成了晦师身体力行的座右铭：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作者系深圳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广东省美学会长）